刘晓波文选：沉醉的生命

哲学的发展，是人的智力游戏在最抽象形态中的展开过程，是这种展开过程中人对自身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人类精神的第一座高峰乃古希腊哲学，是由神话和巫术转向自然，由自然转向宗教，由宗教转向人本身。当神话解释不了人的问题时，当巫术在消灾乞福中无法应验时，人便转而向自然提问；对自然的提问所留下的疑团，使人又转而乞求超自然的力量：上帝(神话的抽象)；当上帝仍然无法拯救人类之时，人再次返回自然——人本身。

而人的全部精神创造，皆可以归结为向人提问。

与神化到自然化再到人化的过程相伴而行的，是哲学方法论的变化。与神秘的神话、巫术思维相适应的是直观—想象的方法；与理智的抽象思维相适应的是逻辑演绎的方法；与直观经验的理论化思维相适应的是归纳、假设、实验的方法；与非直观经验的理论化思维相适应是逻辑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而在哲学方法的不断变化中，直觉的洞见和想象的顿悟渗透于全部演变过程。

神话是人类早期的艺术创造，更是人对神秘之物的解释，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的最早源头，以至于远古的神话至今仍然活在我们之中，仍然被一代代睿智的头脑加以新的解释。尼采的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皆把神话作为其理论的原型加以发挥。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用“西西弗斯”这一古希腊神话来命名他最具原创性的著作，徒劳的推石上山乃是一种荒谬的激情，这激情创造了西西弗斯这一荒谬的英雄——千百次地把巨石推向山顶，然后看着巨石再滚落下来。如果人抗拒命运的动力仅仅来自成功，如果不是无数次徒劳的失败显示着生命的坚毅，那么所有抗争都会因此而失去悲怆的意义且变得平淡无奇，生命也不会在抗衡宿命之中迸发出似神的光辉。

加缪说：“西西弗斯，这诸神中的无产者，这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他完全清楚自己的悲惨境地：在他下山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悲惨的境地。造成西西弗斯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最后，加缪以此作为全书的结尾：“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斯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也许，对于那些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来说，甚至对于那些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来说，这种西西弗斯式荒谬是完全无用的激情，甚至就是在虚假幸福感中的自我迷失。然而，当个人面对终极的宿命（如失望）之时，当人类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之时，生命的内在呼喊将超越功利计算，以那种近于愚痴的执着，以那种在永恒的徒劳中仍不放弃的坚韧，鄙视机会主义的随波逐流，抛弃理性人的斤斤计较，义无返顾地投身于悲怆的抗争。难道这不是人类抗拒虚无的最后依凭？难道这样的荒谬不值得我们敬畏？无怪乎加缪把西西弗斯解释为“英雄”。只有浅薄的民族才会固守“成王败寇”的价值，才会只崇拜世俗意义上成功的英雄，而不祭奠失败的抗争者；才会陶醉于暂时的成功，而不正视那种永恒的失败。

艺术思维需要想象力和直观洞见，哲学与科学同样需要。逻辑演绎、经验归纳、实验证明都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证明真理的方法。发现——无论是艺术的还是科学的——是以灵感的突发为核心的直观洞见和想象穿透。与逻辑相伴的是数学，与经验相伴是物理学，那么与直观相伴的就是艺术和宗教。这种关于知识的常识性分类，只能解释伟大创造的证明过程和普及过程，而无法解释伟大创造本身。人类思维——无论在任何领域——其创造性的发源地都不是理智，而是直觉和想象。而恰恰是这种创造之源具有难以窥视的神秘性。所以，我们只能：或称之为上帝的启示，或称之为瞬间的灵感，反正凡是伟大的发现无不与这种来自生命最深处的神秘领悟密切相关。柏拉图强调过灵魂在狂迷中的直观洞见；圣•奥古斯丁强调过敬畏与谦卑之中的上帝启示；笛卡尔、斯宾诺莎都认为最高的认识能力是超经验超逻辑的直觉；康德，这位第一个对人的能力有着清醒的界限意识和做出了杰出论证的伟大哲人，也强调过超逻辑超经验的理性直观，信仰和审美在理智之外，也在哲学之外；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以及全部现代生命哲学，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直觉领悟的重要性。即便研究一下那些著名科学家的个人历史，他?堑目蒲Ч毕椎墓丶笨袒蜃鄣阄薏挥胫本趿楦杏泄亍Ｎ馗固顾担荷衩氐牟皇鞘澜缡窃跹模鞘澜缇褪钦庋摹Ｒ蛭庋氖澜缭诶硇缘募拗狻?人的非理性是有动物性的一面，但也并非仅仅是动物式的本能，更有属人的精神探险。动物性的非理性疯狂只局限于肉体的饥渴，而属人的非理性则是对神秘之物的惊奇式追问。人的非理性在高层次上是生命的充分开放，是决不屈从于不可知未来和神秘宿命的执着探险。没有这种开放状态和执着的探险精神，人就不会有创造力，更不会欣赏悲剧之美，不会执着于信仰的虔诚。理智的清明固然令人羡慕，它特别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理性人的功利计算，适合于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但是生命如果没有沉醉的时刻，没有超越功利计算的、甚至不计功利后果的癫狂，难道不是过于呆板了吗？难道与行尸走肉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吗？

在理智的世俗生活中，学会获得很容易，学会放弃很难。欢乐也好，悲哀也罢，人的生命在精神层次的峰巅体验，都伴有全身心的沉醉，都是以大拒绝大放弃为前提的。在此意义上，人的生命之意义，始于音乐而终于音乐，求生于计算而立命于信仰。人生就是一首充满着丰富的暗示、隐喻而又永远没有确定意义的交响曲，是以谦卑情怀对神秘之物的倾听，是以愉悦之情对生命之美的观赏，是以悲怆之思对必然宿命的挑战，是以激情之思对神秘之物的虔诚，需要灵感、直觉、想象、沉醉，也需要意志上的坚韧、敬畏和虔诚。当宇宙在爱因斯坦的头脑中化为一个最单纯的等式时，当生命在贝多芬的手指下化为飘散在空气中的音符时，当世界的荒谬在卡夫卡笔下变成一座难以企及的城堡时，整个世界都为之困惑，也为之沉迷。

2002年8月27日于北京家中

（下）

在被粗俗的无神论教育洗脑的国度里，人为地制造出科学与神秘之物之间的水火不容，正如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人为冲突持续了几个世纪一样。开始是教会以神的名义迫害科学，后来是极权政治以科学的名义迫害宗教，两种迫害却承袭了同一种野蛮而浅薄的不宽容传统：即把一切自己不理解的异见视为“歪理邪说”，视为对权力构成挑战和威胁的洪水猛兽。所以，对异见施以“邪教”指控，不仅是中世纪专制神权的拿手好戏，同样是现代极权的惯用伎俩。这样的冲突，说到底，绝非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世俗价值与神圣价值之间的对立，而是唯我独尊的不宽容对多元生存的扼杀，是专制权力对一切异见的防范和镇压。而且，现代独裁者甚至不是由于不理解才迫害宗教，而仅仅是因为自私的权力恐惧才进行迫害。换言之，审判科学家的教会是不宽容的专制政治的载体，而非对神圣价值满怀敬畏的宗教信仰本身；迫害宗教徒的世俗政权更是暴虐的独裁者，而绝非科学或世俗价值的保护人；至于那些蔑视宗教的科学家，仅仅是心胸狭隘的市侩，而非对神秘之物充满好奇的真正探索者。

17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帕斯卡尔，既为后人留下了创造性的科学遗产，又为人类灵魂留下了充满宗教虔诚的精神遗产。在科学上，他是"帕斯卡尔三角形"的创始人，为概率论和微积分做出开拓性的贡献；他创造的“帕斯卡尔定律”为近代流体力学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水压机即是根据这一原理制造的；他甚至对计算机还有过杰出的贡献，他曾用十年时间制造了一个计数器，在计算机起源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现在计算机使用的一种高级程序语言"Pascal语言"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思想上，凡是人文学者大概都会知道他的《思想录》一书，甚至有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说：假如在所有法国的人文著作中只能保留一本书的化，我要保存的肯定是《思想录》。帕斯卡尔对上帝的虔诚和对人的双重性的思考，是人文精神和宗教情怀完美结合的经典，“人是会思考的芦苇”也成为世代相传的人性箴言。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宗教精神的践行者，他越是以耶稣为榜样信仰上帝，自己的生活就越简朴，他收留穷人住在他的寓所里，帮助陌生的流浪少女，他把自己的财产金钱衣物食品施舍给穷人，最后甚至卖掉了车马、家俱和珍贵藏书。他年仅39岁就因病去世，他的最后遗言是：“上帝，请不要抛弃我！”

再看看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如何把科学与神秘之物完美地统一在他的事业及生活中，对活在科学日益发达时代的当下人类会有所启示。爱因斯坦终生保持着对神秘存在的好奇和虔诚，他认为：神不是一套神学思考的形式，而是象征着一种活生生的信仰。对科学奥秘的好奇和探索，与他对音乐的沉迷和对神的虔诚密不可分。他在听完犹太小提琴家Yehudi Menubin的演奏之后，激动得冲过舞台来到Menubin的更衣室里，大声喊道：“现在，我知道在天堂里有一位上帝。”他的相对论来自对牛顿物理学的怀疑，但他对“不需要或不能够以理性基础来衡量的超人格的事物和目标”却从不怀疑。他在读《圣经》时体验到：记载耶稣生平的每一个字都是悸动的，“这样的生命绝对不是神话。” 他不委身于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但他始终保持着宗教式的谦卑和敬畏。他在柏林演讲时说：“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是典型的独行侠，但我意向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团体，他们对真理、美及公义的执着让我不至于感到孤立。一个人可以感受到最美及最深的经历就是有神秘感。这种潜伏原则不单在宗教里，也在艺术及科学的努力追求里。对我来说，那些不曾有这样经历的人，他们如果不是死的，就是瞎眼的。虔诚是感觉那些可以经验的东西，却是我们头脑无法理解的，而它的美和崇高却能不知不觉地触动我们……。从这角度去看的话，我是虔诚的。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去对这些秘密感到好奇及谦卑，以我的思维去理解其高尚结构的隐喻。”

而且，在反纳粹的斗争中，当德国的大学里和新闻界的知识分子都沉默之时，唯有教会挺身而出，这使从来不去教堂祈祷的爱因斯坦大为感动，他破例带着小提琴加入到教徒们的祈祷中。他说：“对一个爱自由的人 ...... 我希望各大学都为此维护，相信他们对真理的起因的献身而炫耀；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反而很多大学都保持沉默。然而，当我仰望伟大的报章编辑，这些人曾经提倡及鼓吹他们对自由的爱，但他们象那些大学一样地沉默几个星期。唯有教会勇于面对希特勒制止真理的战役。我从未对教会有特别的兴趣，但现在我挚爱及崇拜教会，因为只有教会有勇气及坚持去维护真理和道德的自由。我不得不承认那个我曾经蔑视的，我现在要毫无保留的赞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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