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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这位有文学成就且良知未泯的百岁老人，终于解脱了。带着他未能完全兑现的“说真话”表白，带着他未能完全解脱的内心不安，带着他未能如愿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
10月24日下午，巴金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胡锦涛等中共要员献上花圈，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等人到现场慰问，文化界名流们发表的美誉之词更是充斥国内各大媒体。
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不苛责、不贬损、不拔高的评价，才是对巴金这位世纪老人亡灵的尊重。分享过巴金作品的人，理应表达一份悼念；欣赏他号召“说真话”、“忏悔”和“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人，更应该以行动来完成亡灵的遗愿；对巴金曾经有过的懦弱和盲目，也可以给予同情的理解。因为，在暴政的中国，不要说类似林昭那样的圣女，就是类似马寅初那样的宁折不弯的名流，也只能是极为罕见的“人格”。如果说，苛责容易导致“棒杀”，那么，无限拔高就必定要走向“捧杀”。
官方主导下的悼念巴金，是中共如何关心文学大师的统战表演。中共恩赐了“人民作家”和“文学巨匠”的荣誉，新华社发出的《巴金同志遗体在沪火化 贾庆林等到殡仪馆送别》报道，全文1121字，只有222字用于巴金丧葬，绝口不提文革中巴金遭遇的迫害，更没有提及巴金的“说真话”、“忏悔”和“文革博物馆”，却把889字用于中共当局的关怀，其中仅罗列各级中共高官的名字就占了583字。
再看文化界对巴金的悼念，颇有无限拔高的“造神”味道。几乎所有参与悼念巴金的文坛名流们，都高调赞美巴金的“说真话”和“自我忏悔”的精神，王蒙等文人更给巴金戴上“一面旗帜”和“世纪良知”的高帽，但几乎无人肯用“说真话”和“忏悔”的行动来继承巴金的遗志。比如，余秋雨称：巴金“说真话”的遗训“最重要”，是“这个世纪箴言”；舒乙说：“《随想录》是个纪念碑。”然而，余秋雨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演，舒乙对自己在文革中批判亲爹老舍的大义灭亲之举，至今都毫无忏悔之意，更谈不上说真话了，居然还好意思大言不惭。所以，这种无限拔高的悼念，大都是又一次犬儒大表演。
在我看来，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入整个世界现代文学中比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根本没有“文学巨匠”。就巴金的文学成就而言，他也仅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而非文学巨匠。我这代读过大学中文系的人，大都学过1949年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知道所谓的“现代文坛六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老（舍）、曹（禺）——之评价，他们六人几乎占据了整个现代文学史，但这样的文学成就排序是政治性的，完全是中共钦定史学和统战策略的产物。
作为作家，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学语言没有什么独创性，甚至写过一些很烂的作品，对汉语文学写作的贡献远逊于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等人，甚至不如张爱玲和萧红。巴金虽然创作了不少长篇小说，但只有一部长篇《家》还算差强人意，而且只是在社会影响的意义上，而非文学独创性的意义上。巴金的其他长篇则拖沓、臃肿、矫情，表达缺乏克制，文字毫无美感，起码我在大学时代就读不下去。
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论，巴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六大文坛楷模中最长寿者，活成了中国文坛上第一位百岁泰斗。然而，以文学生命和人格生命而论，六位中最幸运的，倒是死的最早的鲁迅，他毕竟没有在中共治下变成文学植物人。他死于1936年，不可能陷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泥潭，也不可能被逼无奈地写检查羞辱自己，更不可能或被游街批斗、或蹲牛棚、或下大狱、或被打死、或死于不堪侮辱的自杀。换言之，鲁迅过早的肉体终结成全了其精神长驻。尽管他被毛皇帝钦定了“骨头最硬”之旗手地位，变成戏子之间相互混抡的打人棍子，但那不是鲁迅本身的过错，而是极权制度的罪恶。
其他的五人，郭沫若从“流氓加才子”堕落成最无耻的文人，茅盾由小资加左倾活成圆滑平庸的文坛不倒翁，曹禺由戏剧天才变成懦弱的御用捧艮，老舍作为京味小说大师，先是被奉为“人民作家”，继而在党国无义和妻儿无情的夹攻之下，变成了太平湖里的鱼食；最长寿、也享受了最多官方优惠的巴金，由多产作家变成文学上的准植物人。
当敏感的沈从文先生在50年代初被迫害并自杀未果之时，身为老朋友的巴金并没有说真话；在沈从文先生放弃文学而选择沉默之时，巴金却在高歌伟大的新时代，在反胡风运动中落井下石。面对惨遭文字狱之害的胡风等人，巴金表达了足够的“愤怒”，再次发出“我要控诉”的呐喊，他声讨胡风的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他甚至批判胡风的微笑是“包着侮蔑”，把胡风等人比喻为令人作呕的“脓”。他说：“对付他们应该用他们的办法: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见《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载于1955年5月27日《文汇报》）在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巴金的太多的熟人和朋友纷纷落难，但巴金却幸运地躲过一劫，所以他开始加倍地进行效忠表演，1959年中共掌权十周年大庆，巴金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
但巴金的效忠并没有让他免去所有灾难，横扫一切的文革也落在巴金一家头上。当老舍先生在文革的百般羞辱中选择自我了断之时，巴金一家也遭到了1949年后的第一次冲击。红卫兵翻墙进入巴金的家，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来。巴金的妻子萧珊溜出去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居然不敢管。巴金、他的两个妹妹和女儿李小林一起被关在厕所里；后来，巴金又被赶进牛棚和挨批斗，他在五七干校里写自我作践的检查，还揭发和批判自己的同仁。妻子萧珊在文革中病故，巴金也没能为她送行。
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巴金写出《随想录》，提倡“说真话”和“忏悔精神”，自我解剖“由人变兽”的过程；胡风平反后，巴金无颜见胡风，并在《随想录》中向胡风等人忏悔；他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总结历史教训、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特别是巴金的自我忏悔，在当时文坛的一片诉苦声中，的确极为罕见的良知发现，曾一度让人们看到了1949年前巴金的模糊影子。但也必须看到，他的讲真话和忏悔是有界限的，即只在中共当局划定的范围内。比如，他只在被当局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文革上讲真话，他也是在胡风等人平反后才表示忏悔，但在八十年代批《苦恋》、“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等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中，他并没有讲真话；六四大屠杀及整个90年代的万马齐喑，是最需要说真话的时刻，也是巴金这样的名流最该说真话的时刻，但巴金却选择了“沉默是金”！无怪乎著名学者朱学勤曾质问道：“ 他（巴金）说，他最后的十年，他是以三个字活过来的——说真话。这十年该说的真话太多了，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说一句没人拿你怎么样？”
也就是说，巴金的后半生，懦弱多于良知，假话多于真话。如果说，1949年前那位发出“我控诉”呐喊的独立作家巴金，是一代苦闷青年的代言人；那么，1949年后，独立作家巴金死了，剩下的不过是“御用文人”加“政治花瓶”的巴金。
巴金去世前，自1999年以来，在上海一座著名的医院中某一间特护病房内，躺着中国文坛仅存的所谓泰斗，任何人要去看他都要经过特许。只有当巴金去世后，公众才知道他躺在华东医院1号楼的某间病房里，一楼楼层和电梯都有警卫把守。这位说不出话、认不清人、手不能动、足不能抬、食不能进、排泄失禁的“人民作家”，基本处于植物人的状态，也许连痛苦都感觉不到了。媒体上却说，巴金对前来祝寿的中共高官还能以微微点头来表示谢意。据说，每天用于维持巴金生命的费用高达三万元左右，而这对于正在经济腾飞的大上海来说，肯定是一笔小钱。为了炫耀代表“先进文化”的姿态，独裁党肯定不会在乎这点钱。
病夫治国，乃独裁国家的独特景观。想当年，毛泽东连话都说不清了，但通过对口形，毛仍然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主宰着数亿人口的大国。巴金的晚年，病得比老毛还重。据说，在巴金的头脑还间或清醒之时，曾多次请求“安乐死”，均被拒绝。因为，党不答应，家属不答应，热爱文学大师的人们不答应。巴金经不住人们的极力挽留，只好服从比他个人的痛苦更宏伟更高尚的大道理，就只好表示“为大家而活”。
于是，他仍然作为“娼优所蓄”之文坛的名义领班——中共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共政协副主席——而活着。许多歌功颂德的大戏还需要他的荣誉出场。比如，每年的巴金生日，这位“文坛泰斗”都要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精心侍侯下，接受来自独裁权力和文坛戏子们的虚假膜拜，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别是中小学生们的祝寿。 2003年，全国同贺巴金百岁生日，巴金被授予“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温家宝亲临病榻前探望。
在中国，统治者与著名文化人之间的统战游戏古已有之，从先秦诸君主豢养大堆食客就开始了。中共是此传统最具有创造力的继承者，玩的既得心应手又残酷无情（与斯大林统战高尔基颇有共同之处），如何玩，全看中共的政治需要。需要点缀时，就是价值连城的古董花瓶，摆放在高高的醒目之处；而不需要时，就是一堆碎石烂瓦，弃之于无人荒野。当中共眼中的巴金还有利用价值之时，他的亲人就一定要精心地守候和看护，生怕稍有不慎摔成碎片——哪怕这只古董的内在价值早已死去！
2002年的中共两会，虽然巴金远在上海的病床上，却仍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们选为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一刻，把植物人钦定为国家领导人且全力维持巴金心跳的中共当局，继续让整个中国付出“心死”的道德代价。
巴金去世后，据《金陵晚报》10月18日报道说：“昨晚7点多一点，记者就得到了巴老去世的噩耗，马上赶到华东医院，但警卫已经戒备森严，待到许多记者都赶过来，几名武警也赶到了现场，把守住医院的两个门，只有上海市政府的车辆不断穿梭，市领导们纷纷来吊唁巴老。门前的记者越围越多，警卫也越来越严。”
中共武警对巴金之死的戒备森严，只允许当官的出出进进，而把记者和公众挡在门外，典型地凸现了被中共供养的最后巴金，他绝非中国的“世纪良心”，而是极权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即作品平平、人格卑微和名声巨大之间的反差，几乎是中国当代知识名流的共同形象。当下的中共高官及文人们对巴金的礼赞，也是这种形象的延续。巴金身后的“巨匠”、“良知”和“旗帜”的评价，凸现的绝非当下知识界对老人的尊敬，而是知识犬儒时代的自我矫情：政治权力的戒备森严、俯身倾顾和贴耳软语，展示着权力俯视下的上等奴性；文人颂歌的华丽艳俗、夸张拔高和虚伪矫情，延续着低贱仰视中的高境界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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