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贪官大量外逃，官方统计高达4000人，实际数字只能更高；中国资金大量外流，估计每年高达300亿到500亿美元，基本抵消了中国引进的外资；中国权贵子弟在外国挥金如土，开豪车、住豪宅、玩游艇，屡屡另西方人震惊。
   在这些腐败现象的背后，是更为令人震惊的灵魂腐烂。现在，在中共权贵的价值排序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权力，既是权贵们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手段，也是权贵们追逐的最高目标。政权和官员个人皆奉行机会主义的生存之道，根本没有良知或法治的容身之地，而只有赤裸裸的惟利是图和马基亚维利主义的野蛮残忍。不择手段的冷酷和欺骗，变成秩序维护者的“职业道德”，甚至变成了“崇高的责任”。皆服从于，而在维持政权稳定这一最高目的背后所隐藏的，则是量化到权贵家族及其精英群体的个人既得利益。
   如果说，在邓、胡、赵的改革同盟主政的八十年代，威权之下的稳定还是趋向政治良知的发展型秩序，那么，六四后的十六年间，威权下的稳定就堕落毫无政治良知的坏秩序，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成份就是精英同盟的权益性——我要一夜暴富，我发了大财后要安全上岸，我上岸之后，管他洪水滔天。
   中共权贵们受惠于独裁下的稳定秩序，但打开的国门也使他们知道秩序有好坏之分，知道独裁秩序稳定的脆弱短暂，知道自由秩序稳定的牢固长远。所以，他们对独裁秩序的认同，是充分机会主义的，他们没有发自内心的长远信仰，而仅仅是基于既得利益的短期行为。他们只是把坏秩序的稳定作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然后再把一夜暴富的财产转移到西方好秩序之中。
   独裁制度合法性的极端脆弱，使他们普遍地怀有最下流的末班车心态，普遍地奉行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的生存之道，在坏秩序还稳定时，毫无顾忌地掠夺财富，直到掠夺尽最后一块铜板；肆无忌惮地败坏人性，直到瓦解掉最后一道道德防线。而一旦社会稳定即将崩溃，这些发了大财的极少数人已经远离了这个坏秩序，在大洋彼岸的好秩序之中，一边安全地享受着从坏秩序掠夺来的巨额财富，一边欣赏着那些无路可逃的绝大多数在危机的总爆发中覆灭。他们甚至还会庆幸于自己的精明，发出幸灾乐祸的感叹：终于逃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地狱，多么令人震惊！

   更要命的是，在坏秩序中，执政者及其精英集团为了维护其绝对权力，一方面，永远自称伟大光荣正确，把所有的成绩归在自己的名下，为所有的失败找到替罪羊；另一方面，他们惯于编造谎言，掩饰黑暗面和潜在危机，即便面对明显的社会危机，不管多么严重，也决不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他们善于利用制度行贿来收买社会精英，以达到对主要社会领域的控制；他们长于制造草木皆兵的恐怖，希望把任何异见消灭于萌芽状态。
   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是权力掠夺私人资产的野蛮；后毛泽东时代的跛足改革，就是极少数特权者利用公权力把公共资产变成个人私产的野蛮，权贵们和各级代理人从这种所有权缺位的增量改革中捞取的利益越大，维护旧体制的顽固阻力就越大，建立新体制的难度也随之遽增，以致于最后形成一种最大获利集团之间的刚性利益同盟，非经过暴烈的社会革命而无法打破。到了这一步，就是死结，解开这个结也就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崩溃。
   如果中共政权仍然按照现行战略驾驶中国这条破船，如果权贵精英仍然言不由衷地为稳定第一的驾驶方式辩护，那么分享着这条破船的权贵们，将在耗尽所剩无几的能源之后，弃船而逃向大洋彼岸，然后看着破船的沉没，看着此岸的巨大废墟和留下来的民众的彻底绝望。这样的极端自私、无耻和冷酷，并非未来的道德图景，而是当下的道德现实：大陆每年向西方转移的几百亿美圆的资产和权贵家族成员的大量移民，说明了他们早已为沉没之时的弃船而逃做好了准备！
   2005年10月28日于北京家中（《民主论坛》2005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