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邪恶制度给予独裁者们以一言九鼎的权力，所以他们大都自以为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必然表现为“惟我独尊”的权力狂妄。所谓“朕即国家”、“朕即真理”、“朕即天下”……等表述，就是独裁者的权力狂妄的最好注解。
   
   独裁者们大都只要恭维、献媚和崇拜，有时，明知是虚假的赞歌也得意洋洋，而很少听得进真话、批评和不同意见，他们甚至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们所“不”，甚至连忠臣们的逆耳忠言也听不进去。
   
   凡是狂妄的独裁者，必然变得越来越愚蠢。愚蠢的独裁者和谄媚者的嘴脸，使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不朽！

   
   然而，历史上的独裁者的狂妄，毕竟还要受到某种约束，在西方是基督教，上帝及其教会拥有的属灵权力，制约着恺撒们的世俗权力，任何尘世的统治者也不能与神平起平坐；在中国是天道和祖先，历代皇帝都要“敬祖先”，也在某种程度上“畏天命”，起码在表面上要装出某种敬畏情怀，还能在大灾难之后发布“罪己诏”。
   
   进入现代极权社会，独裁者把科学主义变成拜物教，所有的极权者都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和科学的信徒，宣称自己的思想是最科学，并以科学之名扼杀一切信仰。这绝非科学本身错了，更不是宗教错了，而是科学的惊人成就被俗人的狂妄所利用，科学理性便僭越了一切而成为绝对权威，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所认定的那样。极权主义是无神论者把科学绝对化庸俗化权力化的灾难，是科学被权力狂妄者利用来证明狂妄有理的灾难（每个时代的独裁者都会利用那个时代的社会常识，来为自己的权力狂妄作辩护），是做不了上帝的人却非要充当上帝而导致的灾难。
   
   当初，第一个极权政党的创始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神化无产阶级的乌托邦转化为先锋队理论，由此开创了狂妄之极的“党天下”。党天下理论神化无产阶级的目的，是为了神化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神化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神化作为政党领袖的极权者个人。无产阶级乃最优秀的阶级，共产党为无产阶级的精华，乃优秀中的优秀；共产党党魁又是精华中的精华，乃集中了双重优秀的优秀，代表着终极真理、至善道德和最理想的社会。
   
   当党魁至上的“党天下”取代了传统的皇权至上的“家天下”，党的领袖及其政党成员就取代了传统的皇帝及皇族。“家天下”与“党天下”的不同，就在于二者依据的“法统”和“道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家天下”是法统和道统的分离，“党天下”是二者的合一。
   
   比如，传统中国的“家天下”秩序，大都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号称“奉天承运”的皇帝和皇族，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但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法统政权的维系和运行，必须依靠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标准选拔的“家天下”代理人来完成。尽管代表道统的儒生集团只是法统家天下皇权的统治工具，但由于道统和法统的适当分离，儒生出身的代理人集团多少还能够借助道统伦理来制约法统权力。儒生集团也许在官场上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但他们所维系的道统却历久而不坠。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
   
   而中共执政后的“党天下”，将“家天下”时代相互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即意识形态和政权合并为一：党魁既是道统的创立者、权威解释者，又是政权的唯一占有者、行使者。“党天下”的道统即马列主义，最后归结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思想。在苏联，先有列宁的独裁权力和列宁主义，后有斯大林绝对极权和斯大林主义；在中国，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政权也集中在党政军合一的毛泽东个人身上。这种双重身份的合一，创造出一种比古代的政教合一的独裁程度更高的极权体制，执政的官僚集团也是法统与道统合一，再没有了法统之上的道统权威对执政权力进行哪怕是表面上的制约。从此，中共的每一代法统接班人都要在道统上将自己奉为圣人和理论宗师，也都把党、政、军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邓小平时代有“邓理论”，江泽民时代有“三个代表”，胡锦涛时代有“新三民主义。”
   
   两千多年前的史家司马迁敢于顶撞汉武帝，并在遭遇宫刑迫害后仍然秉笔直书；而两千年后的史家郭沫若却只能跪拜毛泽东，甚至在儿子死于文字狱后，作为父亲的“郭老”还要高歌伟大领袖。
   
   从人类公认的人权价值的角度看，苏联的“党天下”统治、特别是斯大林时代的统治，乃欧洲历史上最残暴的统治，举世震惊的大清洗和大饥荒造成的死亡至少高达2000万人；中国“党天下”的统治即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共党人的执政史和人权灾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残暴的极权统治，毛泽东时代在工业上和国防上所取得的成就，靠的就是用强权剥夺每一个中国人；中共所进行的“阶级灭绝”，不要说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字狱”、宫廷倾轧和改朝换代难以比拟，就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和“大清洗”，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的残酷，也不能与之相比。毛泽东不仅要从肉体灭绝生命，而且要在尊严上和人格上彻底地摧毁人性。中共对人的公开的系统的羞辱，开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登峰造极于“文化大革命”。
   
   甚至，在21世纪刚刚开始之际，中国的某些地方仍然采取游街示众的方式整治“法轮功”学员；用割掉舌头的野蛮酷刑封人之口；用雇佣黑社会来迫害维权人士。
   
   2005年11月24日于北京家中（大纪元2005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