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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话运动瓦解现代独裁政权
上世纪的东西方冷战，自由西方战胜了极权东方，这一胜利是内外合力的结果。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阵营推动的和平演变战略，是瓦解极权的最大外来压力的话，那么，苏东各国民间力量的非暴力反抗，就是瓦解极权的最大内力。
苏东共产帝国的瓦解与传统帝国瓦解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帝国大都瓦解于暴力，而苏东帝国瓦解于非暴力反抗。在苏东诸国中，除了罗马尼亚独裁政权的瓦解有局部暴力发生之外，其他国家大都没有任何激烈的暴力革命，而仅仅依靠民心所向的“天鹅绒革命”。所以，在那里，听不到枪声，看不到鲜血、尸体和废墟，而只有人群、标语、口号的海洋，就将共产极权帝国淹没掉了。前苏联保守派在1991年发动的8•19政变，也在民心所向的抵制下归于失败，接着是前苏联的和平解体。
也就是说，苏东诸极权国家的民间力量，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通过先改变民间社会来瓦解独裁政权，所以，“公民不服从运动”变成了民间力量反抗暴政和恶法的普遍方式。这种“公民不服从运动”主要表现为“真话运动”，用索尔忍尼琴的话说就是“不靠谎言生活”，用哈维尔的话说就是“活在真实中。”因为，极权下的无权民众，唯有“说真话”这一“无权者的权利。”
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著名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他曾经是体制内著名的红色专家，1953年苏联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他作出了关键性贡献。所以，当时年仅32岁的萨哈罗夫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并被誉为“苏联氢弹之父”。他也由此享有丰厚的既得利益，得到了巨大的体制性荣誉。他曾三次被提名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得到过两次列宁勋章和一次斯大林奖金。然而，当他发现苏共开发核武器的目的有违于个人良知之时，进而在与赫鲁晓夫等苏共高官们的争论中认清了苏联体制的反人性本质后，他便毅然与苏共体制彻底决裂，走上了反抗独裁体制的不归路，由最著名的红色专家一变而为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萨哈罗夫叛逆竟是如此彻底，既不屈从于官方的暴力威逼，也不屈从于官方的利诱腐蚀。面对险恶的环境中，他于1970年创立“公民权利保障委员会”，以公开真相的方式坚持公民不合作运动：声援受到人权迫害的国民，抗议苏联政府践踏人权的暴行，向世界公布苏联的人权真相，呼吁世界和平。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萨哈罗夫公开强列谴责苏联政府的侵略行径，1980年1月他被流放到位于莫斯科以东二百五十英里的高尔基城。他的寓所对面就是警察局，房间外设立了警戒哨，每天四班轮流，实行昼夜监视。1983年，萨哈罗夫在流放地写出著名的《热核战争的危险》一书。为了手稿的安全，即使上街散步，他也将手稿塞进背包，背在身上。1984年8月，高尔基市法院以“诽谤苏维埃罪”判处萨哈罗夫妻子波诺流放高尔基城五年。
萨哈罗夫不但为坚守个人良知而宁愿舍弃高官厚禄，而且付出了失去人身自由的代价。这是“自我放逐”和“甘下地狱”，他把自己放逐在特权体制之外，也就等于自愿走向“地狱”。他的所有特殊待遇被取消，人身权利被剥夺。但他在失去了官权所赐予种种优惠待遇的同时，却用自己的良知闪亮赢得了国内民意和国际社会的双重尊重，苏联的民众称他为“我们的良心”或“俄罗斯的良心”，国际社会授予他最高的政治荣誉——诺贝尔和平奖。尽管，萨哈罗夫没能活着完全看到自由俄罗斯的降临，但他的良知变成了自由俄罗斯的预言，正如俄罗斯学者阿•西•索布恰克所言：“萨哈罗夫死后，……俄罗斯是跟在俄罗斯预言家的棺椁后前进的。”
前苏联另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忍尼琴，不仅以自己的写作持续地揭露斯大林主义之下的暴政真相，为世界贡献了“古拉格”这一共产极权下的恐怖政治的代名词，而且他首先向自己的良知发出拷问：“我为什么要屈从于暴政？”接着又向自己的同胞发出“不靠谎言生活”的号召——在生活细节上拒绝官方所强加的一切形式的谎言仪式：决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和发表自己认为歪曲真相的片言只字；在私人谈话和公共场合都不说谎；自己不说谎，不讲解，不炫耀，也不怂恿旁人，不鼓动，不宣传；在绘画中、雕塑中、摄影中、音乐中和技术处理中，不捏造、不涉及、不转播任何虚假的思想、任何被发现的歪曲失实之处；如果自己不完全赞同统治者的思想或者文不切题的讲话，那么就应该既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书面上为了迎合上意、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援引“领导”言论；只要这一切与自己的意愿相反，就不参加强制性的游行、集会、座谈、庆典、运动；只要自己不完全赞同这些标语口号，就不举标语，不喊口号；不举手赞成有违内心意愿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地把选票投给自己认为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不让自己赶着去参加强制性的颠倒黑白的讨论会；听到别人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即便做不到当面戳穿，起码要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不订阅和不零买那些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纵然谎言铺天盖地，纵然谎言主宰一切，但是我们要坚持最起码的一点：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索尔忍尼琴如是说。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与杰出的文学成就有关，但更与个人良知的闪亮有关。面对恐怖政治的威胁，他仍然敢于直面独裁暴政的罪恶，向民间发出“不靠谎言生活”的号召。
是的，“不让谎言通过我兴风作浪！”如果每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道德底线，那么你在捍卫了人的起码权利和履行了做人的基本责任的同时，也以不合作的行动为反抗暴政做出了贡献。自然地，你也就捍卫了人的尊严和表现了人性的高贵。
捷克非暴力反抗的精神领袖哈维尔，写下了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利》。他对极权体制的深刻洞见，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伦理上的和人性上的。他指出，独裁制度的君临，不仅是政治危机，更是文化危机或人性危机，正是人性的普遍犬儒化使独裁暴政可以畅通无阻。所以，他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的良知不服从原则，号召人们不要甘愿过“蔬菜老板”那种口是心非的生活，旨在唤醒捷克人民的良知，用反抗谎言来化解人性和道德的危机，以便恢复做人的尊严和应承担的责任。
“活在真实中”的反抗政治被哈维尔称为“反政治的政治”，是在公众领域中公开地坚持人的自由、诚实、尊严和主体的政治，是一种为恢复政治自身崇高目标的反政治的政治。每一个人都从日常生活出发，不放弃任何诚实表达的机会，甚至只问是非曲直而不问效果收益，即决不奢望代价的付出能换来立竿见影的收益，而是寄希望于良知反抗的点滴积累对人性的影响。对于哈维尔来说，拒绝极权政治意识形态，既是坚持独立的自由表述，也是自由得以实现的前提。他进而指出，捷克人所反抗的甚至不是现行政权，而是一种有辱尊严和自辱尊严的非人生存方式，从而在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过一种有尊严、敢担当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止是物质繁荣和技术先进，而是灵魂家园和精神归宿。也就是哈维尔所言：“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道德与良心》）
在波兰，被誉为“团结工会运动”的理论家的米奇尼克，他在总结波兰民间反抗运动时说：我们为之奋斗是一个多元化的健全的公民社会，“通往公民社会”道路就是波兰民主的道路。他认为，波兰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独裁政权的蛮横而是公民社会的残缺，从官方的观点看来不存在一个公民社会，社会不被看作为有能力组织自身来捍卫自己的具体利益，而民间的观点应该恰恰相反，民主的本质是自由，这个自由属于拥有良心的公民所构成的独立公民社会。所以，通过诉诸于公民良心的社会动员，使民间不再沉默，使冲突各方都获得发言权。他认为，让社会冲突得到“真实的表达”正是通往公民社会的路径，也是瓦解独裁而建立自由社会的途径。
这些苏东极权制度下的道义英雄所要唤醒的反抗力量，不是暴力反抗，而是保持人性尊严的个人良知。人性尊严意味着：既不剑拔弩张，也不低三下四；既不怕暴力威胁，也能抗拒利益收买。正是这种直指人心的良知式反抗，首先在道德上瓦解了极权制度赖以存续的人性基础，使独裁制度在人们的灵魂中腐烂，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出现极权大厦瞬间崩溃的“天鹅绒革命”。
除了已经成功的苏东之外，其他独裁国家的民间力量也都走在非暴力反抗的道路。缅甸的反对运动面对独裁军政府的镇压，也主要诉诸于非暴力反抗，其领袖昂山素季提出的反抗原则就是：“打破伪善恶习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诚实的人生活在一起。”（《不再恐惧》）她还说：“……具有经受精神冲突与忍受肉体折磨的能力，用以抵抗取消主义、偏执及仇恨势力的侵蚀。……斗争的主要原动力不是对权力、报复及毁灭的渴望，而是对自由、和平及正义的真正尊重。”（《人权与缅甸》）所以，当她与全副武装的军警近在咫尺地面对时，她才能从容地说：“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让人民表现出了他们的勇气。”非暴力的良知反抗，既可以展示道义的巨大力量，也能把暴力镇压的内在虚弱暴露无遗，最终让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双方皆看到暴力强权的界限。昂山素季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最近，独联体的三个国家的反对派及其主流民意，因不满当政者的独裁倾向和选举舞弊而相继发动了“天鹅绒革命”，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的非暴力革命相继已经成功，世界的政治地图上，民主政治的版图又一次得到扩张。
冷战以“天鹅绒革命”的方式结束，标志着独裁制度在民意中的腐烂，也标志着自由民主人权已经变成无人敢于公开否认的普世善。所以，根本不必采取任何暴力手段来推翻独裁政权，只要觉醒的民意能够坚定地诉诸有组织的长期的非暴力反抗，独裁政权的瓦解就是必然的。之所以如此：
1，二十世纪多次暴力革命的惨痛教训，以暴易暴的过程极为惨烈，让整个社会付出成本过大，带来的往往是玉石俱焚的废墟；以暴易暴的结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枪杆子打出的政权，非但不是以和平方式竞争权力的自由制度，反而是最擅用暴力的新独裁上台。
2，独裁制度的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有形资源，它唯一无法垄断的只有人心之向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正如奥古斯丁所言：世俗权势者可以改变一切，却无法改变信徒们心向上帝的虔诚。所以，极权国家内部的民意觉醒和国际自由国家施加的外来压力，使日薄西山的独裁制度的暴力镇压的残酷性逐渐下降，其统治者也要越来越做出“伪善”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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