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雁先生走了。
   
   中国文坛痛失一位屡遭磨难却脊梁直挺的良知，一杆土地般朴素却利刃般尖锐的健笔，中国文学界不会忘记他的贡献！
   
   独立中文笔会痛失第一任会长，因重病缠身而卸任之后，仍然为扶持接任的理事会而尽心尽力，为独立中文笔会的发展做出的开拓性贡献，独立中文笔会不会忘记。

   
   宾雁先生走了。
   
   我悲愤交加！
   
   对他的辞世，悲痛；对他无法魂归故里，气愤！
   
   流亡美国近二十年的宾雁先生，他的心之所系却一直是故土。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在长期与癌症病魔的纠缠中，宾雁先生是多么渴望回归故里，甚至不是为了他的文学和荣誉，而仅仅是为了能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能在儿女的照顾下安度晚年，有闲暇再与国内的新老朋友聊聊天，他也有充分的人伦理由回家，但他最终也没能看外孙一眼，更不能与国内的新老朋友再聚首……
   
   从地理上看，阻隔他回归故里的是大洋，但太平洋再浩瀚，横跨它也只需十几个小时。而横在宾雁先生与故土之间的真正阻隔，则是反人性反人伦的冷血制度。
   
   这让我不能不想起2001年12月去世的王若望先生。他与宾雁先生的经历极为相似，三次坐牢，两次被开除党籍，由党内异见者变成持不同政见者，最后因不屈从于强权的威逼利诱而客死他乡。
   
   我曾在悼文中写道：人老了，且患上不治之症，总有撒手人寰的那一刻，本不足为奇，甚至不足为哀──如果老人是在正常情景中走了——哪怕是名满世界的大人物，也是人之常情。
   
   老人家在垂危之际，最想要的，不是他一生荣辱的盖棺论定，而是故土和亲朋。晚年的天伦之乐，乃人生幸福之常态，临终前让儿孙守在身边，更是血缘亲情的应该。身患绝症的晚年宾雁先生，就曾多次要求回国，无非是希望有儿孙常伴身边。但，就是这人之常情常态，于王若望先生和刘宾雁先生，却是无法实现的奢望。独裁制度之冷酷，于此可见一斑。
   
   在中共政权之下，那些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的良知守望者，在国内时大都付出过惨重的代价，最重者被杀、次之者坐牢，再次者被常年监控，再再次者饭碗被砸，再再再次者被迫流亡……而流亡者中的许多人又大都经历过牢狱之灾。流亡所要付出的大代价之一就是亲情。多少人忍受著十几年无法回来见见亲人的痛苦，多少人在亲人去世时无法回来奔丧，了却最后一面的心愿，因此抱憾终生！
   
   这些凡人的感情，人人都该享受，而对于临终前的老人来说，这是最后的也是最珍贵的心愿。但是，流亡却剥夺了这心愿，绝非说一句“这是流亡的代价”，就可以自我安慰的。
   
   宾雁先生走了。
   
   他曾在《走出幻想》一文中自述：“九四年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五十周年，从勉强算作它的一个外围组织的成员算起（因为年纪太小），则已有五十五年了。”如果再加上1994－2005年的十一年，已有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间，这名老共产党员和最著名的党内异见作家，最好时光全部被这个残忍的党所吞噬。
   
   在中国，他是歌功颂德的毛泽东时代最早敢于揭露阴暗面的文坛勇者之一，也是后毛泽东时代最先以笔反腐败的良知作家，他那种敢于直面邪恶和强权的文字，震撼过整个中国，也启蒙过一代青年，我也其中之一。
   
   宾雁先生以两个短篇《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崛起于1956年的中国文坛，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发文批评上海市委压制言论自由，带来的却是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他被毛泽东钦点为“企图制造混乱”，他的笔连同他的人身自由全被剥夺，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在“改造”中，他曾真诚地相信自己错了，他自述道：“我就被告知我也有罪，我必须作最大的努力去赎罪”，这个罪叫做“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但二十二年的改造过后，重出文坛的刘宾雁并没有被改造过来，强加的苦难并没有消磨掉他的锐气，超常的屈辱也没有挫钝他的犀利，反而擦亮了他的良知之笔，不仅年轻时代的锐利和勇敢陡增，而且文笔也更趋老辣沉稳。在许多右派作家忙于诉苦时，他没有倾诉自己长达二十二年的受难，而是直捣独裁体制弊端的深层——权力腐败。故而，他复出后的第一笔就再次震撼中国。我1979年读到《人妖之间》时那种兴奋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更令人难忘的是，伟大的八九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也是反腐败。
   
   然而，时至今日，独裁化的制度性腐败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越反越多。
   
   宾雁先生走了。
   
   正当宾雁先生被压抑已久的才华喷薄之时，他的笔却只在故土挥洒了八年，新一轮思想整肃运动汹涌而来，矛头直指推动改革开放的党内精英和思想先锋，他被邓小平钦定为“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与方励之先生、王若望先生一起，在1987年1月被开除出党，标志着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追随的那个党的绝情绝义。
   
   宾雁先生被迫开除党籍之后，作家徐星带我去了宾雁的家，主要是为了表达对他的支持。那次见面，主宾说了些什么，大部分我已经不记得了，但他对待批评和挨整的豁达态度则保留至今。
   
   首先，尽管初次见面，我还是直率地谈了对《第二种忠诚》的不同看法，记得宾雁先生除了作些解释之外，并没有任何不悦的感觉，反而还让我多讲些文化界对《第二种忠诚》的不同评价，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下点什么。面对年轻人对自己作品的批评，当时恰值道义声誉最高点的宾雁却肯于倾听，自然会给当时被称为“文坛黑马”的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某种意义上，宾雁对待直率批评的豁达，对我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宾雁先生曾一度坚守“第二种忠诚”──做体制内的“忠诚的反对派”，但他被第二次开除出党，等于根绝了这样的机会；加上六四大屠杀的震撼，他必定更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实质，不再过于依赖党内开明派，而是把自己的根扎在民间。
   
   其次，上门拜访，本想表达问候和支持，但他的豁达和乐观却令我不好意思再多谈开除党籍之事。是呀，对宾雁先生而言，二十二年的大右派，一直生活在充满敌视的巨大压力之下，没完没了的改造和检讨，无所不在的监视和白眼，他都抗过来了，现在的这点整肃，不过是小菜一碟。何况，改革开放使官方整肃的残酷性大大降低，八十年代的民心也已经大变，经过文革的反面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正面启蒙，愚忠和迷信的时代一去不返。如果说，西单民主墙时期的著名人物，还只是墙里开花墙外红，无法得到国内的民间认同，但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整肃等于成就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的道义形象，使三人变成民意评价中的“英雄”。
   
   宾雁先生走了。
   
   宾雁先生去美国不到一年，胡耀邦的冤死引发了伟大的八九运动，远在美国的宾雁先生一直支持学生；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他愤怒地谴责屠夫邓小平。
   
   从此，宾雁先生踏上一条没有归途的流亡之路。
   
   1993年，我去美国曾经造访宾雁家，谈话主要是他问我答，他想更多地了解国内的情况，我把自己了解的尽可能讲给他听。谈话最后以朱洪先生摆出的一桌东北菜结束。宾雁生于长春、长于哈尔滨，我生于长春、长于长春，直到大学毕业才离开长春，在异国他乡同吃家乡菜，当然亲切完满。
   
   我和宾雁，直接交往有限，书信往来也很少。1994年，宾雁先生曾在《走出幻想》之四（《北京之春》1994年4月号（总第11期）一文中，对我的八九运动回忆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提出比较尖刻的批评，其中的有些看法，我至今不敢苟同。另外，对宾雁先生坚守着具有浓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立场，特别是对其中我认为带有中国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我也持有很大的保留。
   
   我一直在等待机会，好与宾雁先生当面交流，可惜，这样的机会也被中共剥夺，他无法回国，我无法出国；现在，他魂归蓝天，我身在地上。
   
   但宾雁先生最可贵之处在于为人为文的一以贯之：他为探究真相和追求独立写作而屡遭迫害却始终无怨无悔，他绝无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也无见人下菜碟的八面玲珑，更无在强权面前的犬儒式精明，……让我至今保持着对他的敬重。
   
   宾雁先生走了。
   
   宾雁先生留下：
   
   一种美丽而绚烂的乌托邦，给他带来的是不断幻灭和独立思考，使他悟出：“最可怕的幻想是自我迷醉”。
   
   一个暴虐而虚假的极权，给他带来的是苦难和决裂，他从此拒绝“作家不战而退，拱手交出自己的自由”，开始执着于真实而勇敢的文学。
   
   一次震惊世界的大屠杀，阻隔了他与故土，却阻隔不了他的精神遗产与苦难故土的心心相印。
   
   2005年12月5日凌晨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200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