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根岁末，广东当局突然释放了维权人士郭飞雄和其他村民代表，多少缓解了广东作为2005年的中国的首恶之区的形象，但并不足以抵消整个中国的丑闻跌出，松花江污染丑闻的善后工作，除了环保总局局长当了替罪羊之外，中共高层至今也没有作出令社会满意的交代；汕尾东洲坑村血案也已经过了20多天，但血案现场仍然被严密封锁，冤魂们也没有一个明白的“说法”。
   
   再看中国的皇城，今年北京的冬天为近几年来最冷，正如今年中国的政治一直是严寒气候。似乎应了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之说，自然寒流与政治寒流交相呼应，使京城的开明媒体遭到政治寒流的袭击。
   
   年轻、开明而有品味的《新京报》管理层突然再遭清洗，来自南方报业集团的三个社委、总编辑杨斌和两位副总编被同时撤职，代替者是《光明日报》派来的三人，也就是该报编务由《光明日报》全面接管。

   
   《新京报》是南方报业集团下属的《南方都市报》与中宣部直属的《光明日报》合作的产物，《光明日报》是主管方，占51%股权，南方报业是合作方，占49%股权。虽然，《新京报》的高层人事安排，除了社长戴自更来自《光明日报》外，其他各级领导层大都出自南方报业，但这样的合作必然埋下隐患：在一个中共最高宣传衙门的直属喉舌与一份希望立足于民间立场的报纸之间，不可能有长期的融洽的利益均沾的合作。
   
   《新京报》第一任总编是优秀新闻人程益中，早在2004年，他就因追求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而遭司法构陷，虽然在关押半年后被无罪释放，但他在短期内不可能再重返新闻界。现在，继程益中出局之后，他留下的优秀新闻团队及其开明传统再遭劫难。
   
   关于撤职的理由，有人说，《新京报》冲得太猛，踩到了敏感的政治高压线（如报道河北定州血案），多次引起宣传主管单位的“关注”。但就我这个长期订阅该报的读者而言，自从程益中被打入大狱之后，在严控媒体的大环境下，《新京报》已经尽量低调自律，丝毫看不出该报有多么大胆，至多是在一些社会性时政新闻的报道和评论上开明一些，“打打擦边球”而已。
   
   也有人说，这是利益冲突所致。因为，现在的《新京报》已经扭转了初期亏损的局面，社会影响更是迅速攀升，已经是北京乃至国内知名的报纸，所以，两大报业集团的利益冲突终于爆发，《光明日报》仗着主管单位和直属中宣部的强势地位，借政治理由捞经济实惠，通过管理层大换血而全盘掌控这只媒体金鸡，实质上是《光明日报》的贪婪所致。否则的话，为什么管理层大换血的结果是《光明日报》通吃的零和游戏？
   
   后毛时代的独裁政权变得越来越狡猾了，其官员也与时俱进地日益精明了。在我看来，整肃《新京报》管理层的两大理由，前者是意识形态急遽左转的必然，后者是利益至上的必然，二者又都是当下中国官场争权夺利的通行规则，官权为了达到保权的目的，官员们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既可以将政治迫害“经济化”，用经济腐败的罪名行迫害政治异见之实；也可以将利益之争“政治化”，借政治诬陷之名行抢占他人财富之实。如果说，程益中等人的冤案是前者的牺牲品，那么，杨斌等人的被撤就是后者的牺牲品。
   
   经过两次管理层大换血的《新京报》，很可能像大换血后的《南方周末》一样，报纸还在，但新闻魂已死，变成另类的“喉舌”。而胡温主导下的现行体制及其政策，要的就是媒体的新一轮“喉舌化”，甚至不惜放弃刚刚出现的竞争局面和媒体的自负盈亏，重新用加大中央财政投入来保证媒体的“喉舌化”。正如现政权不惜投入巨额银两，来大搞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工程一样。
   
   2005年12月29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