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
2005年10月19日，中共国务院新闻办于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尽管这是中共掌权后发表的第一份关于民主建设的白皮书，但除了白皮书的公布本身之外，其内容毫无新意。
白皮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国情论”、“党权论”和“中共英明论”的论证。
此次白皮书中“国情论”，不再强调中国的经济落后和人口素质低下，而是着重中共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自愿选择，也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共产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显然，“国情论”是为了否定民主形式的普世性，也为了以特殊国情来掩饰中共现政权的合法性。
“党权论”公开肯定了中国现行的党权至上体制，无论是抽象的人民主权的民主建设，还是写进宪法的人权保护及其具体人权，也无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制度，还是所谓的中共特色的“民主集中制”，更无论是基层民主进程，还是依法治国，皆要在中共党权的领导之下，而与人民主权无关。
“中共英明论”意在宣示：当下中国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中共的功劳，甚至不惜把一系列失败辩护为伟大的成就。同样，改革以来中国的任何一点点民主成就，也都是中共英明领导的功劳，而绝非来自民间的自发争取。
于是，白皮书等于向全世界宣告：在人民主权的民主之上，还有中共党权这个更高的权威，这个党权才是至高无上，也就是“党主人民”和“党主民主”，人大是党权的傀儡，政协是党权的花瓶，司法是党权的工具，人权和民主等词汇是党权的装饰。象中共当局发布的人权白皮书一样，这份民主白皮书也充满了谎言，比如，白皮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 13亿国人是党权驱赶下的羊群，根本无缘参与国家主席的选举；再如：白皮书声言“发展党内民主”，但6800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也不过是党奴而已，也与党魁选举无缘。
这就是白皮书所标榜的“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
所以，与其说此白皮书是关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公告，不如说是为“维护党权至上的独裁体制”的公开辩护。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之后，“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歌声唱遍大陆，且历久而不衰，直到今天，还是人们发泄不满时的怀旧工具；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走下天安门检阅三军、接受“小平您好”的真心拥戴之后，“总设计师”一挥手，就恩赐给小民以奔小康的机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经济上获得有限的解放；1999年10月1日，江泽民在检阅了三军之后，尽管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但他仍然稳坐“继往开来的领路人”的核心位置，进行了又一次皇恩浩荡的理论创新，让那些发了大财的资本家加入中共，在政治上获得钦定的解放，不再只是人大、政协中的统战对象和政治花瓶，而成为执政党的一员。不知道新党魁胡锦涛准备何时登上天安门检阅三军，为自己的亲民形象造型。
我不否认中共执政集团内，会有善待人民且具有一定现代政治意识的高官，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当政之时也确实做过不少善政，并为推进政改而甘冒风险。但是，即便如此，百姓的权益也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恩赐，何况，这样的好官在中共体制下难以长存。退一万步讲，如果国人能经常遇到明主，或皇帝的开恩不是偶然行为，而是隔三差五地浩荡一次，等待恩典的民族惰性，尽管有辱做人的尊严，因为得到了实惠也还情有可原。可悲的是，国人历经诸多苦难和漫长等待，才会偶然遇到一个贤明的君主或一次极为吝啬的开恩，得到的总是迟到的微薄补偿和可怜安慰，为什么仍然只会仰视皇冠？何况，在中国，王朝循环的历史上的每一次皇恩浩荡，要么发生在百废待兴的开国之初，要么发生在危机四伏的末年，在根本上不是为了民众的福祉，而是出于巩固政权、维持政权或挽救政权的政治需要。而国人仍然象完全需要成年人照顾的婴儿，只会等待明主的出现。难道国人真的就永远长不大、永远人格残疾和弱智，宿命般地只配跪着祈求和接受皇恩？！
毫无疑问，后毛时代的大陆，比之于毛泽东时代，国人得到了温饱的实惠和极有限的个人选择空间，邓小平开创的实用主义猫论比强调阶级斗争的毛思想，具有了灵活而柔软的弹性，但是，这一切变化，都没有在根基上改变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千古一系，单传至今。那就是：人的权利、国家的命运、社会的任何进步和老百姓生活的任何改善，主动权和决定权皆牢牢握在独裁者的手中，皆是自上而下的恩赐，需要子民们三呼万岁，以示百姓的忠诚和感恩；需要社会名流扮演同舟共济的诤友，需要御用文人妙笔生花的辩护和赞美，以示君主的英明和戴德。
尽管，近年来民间维权运动有所起色，但也必须看到民间维权事业面临的严峻现实，自下而上的争取做人尊严和自身权益的运动，不是被阴险的独裁者作为夺权和建立新王朝的工具而利用，就是被野蛮的专制机器彻底剿灭，一场场揭竿而起的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无论是传统的暴力反抗的改朝换代，还是现代的和平抗争的政治反对运动，都无法撼动专制制度和奴性文化的根基。
原因何在？
独裁官权的镇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民众的冷漠则是更深层的原因。在愚昧、懦弱而盲目的民众心中，被利用等于被解放，等于重获新生；在懦弱而聪明的犬儒身上，被镇压就是被征服，就等于从此做帮凶、做帮闲，起码做沉默的顺民。国人何时尝到过当家作主的真正解放的滋味？中国何曾走出过专制王朝的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
直到今天，中共执政的日子，仍然以“解放以后”、“建国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表达方式，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说辞，成为一代代人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和语言习惯，深深地沉淀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普遍地应用于人们的口语和书面语中。就是那些对中共历史了如指掌的知识分子和党内开明派，在揭露中共执政后的累累罪恶时，也要习惯性地用上述词汇来为历史划界。
同样，现在的百姓谈起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绝大多数人随口说出的词仍然是“动乱”或“暴乱”，即便是亲历了浩大的和平游行和血腥大屠杀的北京市民，也大都用官方定性的词汇；即便官方已经悄悄地在公开媒体上用“政治风波”代替了“动乱”和“暴乱”，人们的语言也并没有随之改变多少。1999年江泽民政权镇压法轮功以来，“邪教”一词也在民众中、特别是大中小学生中迅速普及。前几年，我每次听到熟人讲起八九运动用“动乱”一词时，都要予以反驳和纠正。这种纠正，开始是愤怒，继而是严肃，最后是无可奈何，时间一长便听之任之了。强势的意识形态灌输进入长期被奴化的头脑，遂使记忆和语言定型化。
思想怪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绝非传统意义上的表意工具，语言就是行为本身，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选择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由此引申，习惯于感恩戴德的语言表达方式，就必然造就出救世主意识，救世主意识必然导致等待自上而下恩赐的奴性生存方式，离开了救世主便惶惶不可终日，比丧家之犬还要狼狈。
国人一次次地把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希望，寄托于新上任的执政者，但是每一次皆以失望告终；荒谬的是，一次次失望，仍然没有灭绝人们对中共主动改革的近乎于绝望的希望。为什么？通常的回答是国情使然：有人说，偌大的国家，必须靠威权制度才能控制和治理；有人说中共过于强大，拥有的垄断性资源太多，除非中共自我改造，否则任何其他力量无法挑战；有人说，民间政治反对派在各方面都不如中共，他们上台，还不如中共；有人说，首先要发展经济，之后才是政治改革，而要保持经济高增长就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只有中共执政才能维持稳定；有人说，大陆人口太多且素质低下、愚昧无知，只配接受精英们的恩赐性指导，只能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所有这一切辩护，无非就是为了证明：没有了中共或中共下台，谁能代替它有效地统治中国？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不是经常遭遇这样的质问吗？所以，等待恩赐的幸福就是平民百姓的唯一选择。
当国人不争取、甚至压根不准备自我做主之时；当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还未真正开始就已经放弃努力之时；人们就会普遍地虚构出一个下意识的假设：离开了现行执政者，必然天下大乱。这样的假设，既来自中共长期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灌输，也来自国人至今不改的奴性。独裁者有理由无视历史事实而提出这样的假设，因为他们的所有决策和言说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保住绝对权力。而民众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假设，因为这假设所维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秩序。国人一旦忘记历史事实而相信了这样的假设，就会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馅饼，就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地寻找明君贤主，就会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反对运动、争取自身权益运动，视为帮倒忙的“添乱”，就会在执政者干了九十九件大坏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时，用1％的善政来为99％的恶政辩护。即便被屠杀、被饿死、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被歧视……独裁者仍然“伟大光荣正确”，小民们仍然千恩万谢。
白居易有诗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大陆，此千古名句决不适于描述敢于挺直腰身的国人，却是对习惯于优雅跪姿的国人的绝妙写照。金銮殿下，文武大臣齐刷刷跪成一片，三呼“万岁！万万岁！”天安门城楼上，独裁者一挥手，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就变成了子民向救世主欢呼的海洋。清王朝覆灭以来的国人，特别是中共执政后的国人，虽然不再象古人那样做肉体上的跪拜，但是灵魂上的长跪不起更甚于古人！
做人的箴言云：人，生而自由、平等。导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决不是因为统治者过于强大或过于英明，而是因为被统治者们的跪下。难道三叩九跪的皇权时代已经废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国人还自我作践、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的跪姿辩护？仅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许富人入党的开恩，难道就使国人只会以下跪叩谢来显示独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吗？！
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民间尊严在观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确立之日，就是国人的人权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时。
2006年1月6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6年1月6日）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