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被停刊，借口是发表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1月24日团中央的停刊决定指责所：袁文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我以为，除了这些欲加之罪，中宣部还有一个不愿明言的理由，也是该文中最刺耳的声音：中国之所以遭受多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三大灾难，其根源就在于“我们是吃狼奶长大。”引申开来，可以理解为中共教育的强制性意识形态灌输是“狼”，受教育的孩子们喝的也就是“狼奶”。
   
   尽管中宣部不愿意听袁教授的“吃狼奶”的批判之声，但不幸的是，整肃《冰点》的行为却为中宣部仍然在“吃狼奶”提供了最新例证。因为，伪造历史和灌输狼奶是中共的传统，甚至从1940年代的延安开始，就以歪曲和伪造历史来确立意识形态独裁，来塑造中共及其各代领袖的“伟光正”形象。比如，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授意并主持重写中共的历史，意在把自己塑造成惟一正确的领袖。

   
   1949年中共掌权后，胡风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时间开始了》，似乎在此之前的中国没有时间，自然也没有历史。然而，这样的开始，事实上是中共独裁的时间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全面窜改和伪造也开始了。特别是对近、现代历史的重编，完全是党权甚至党魁个人的权力意识的脚注：毛泽东及其中共一贯伟光正，所有的功劳都归到中共的名下，甚至敢于把中共还未诞生之前发生的“五四运动”，也算作中共的丰功伟绩之一。同时，1949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充满了仇恨灌输和暴力煽动，对国民党、对西方列强、对阶级敌人、对美帝和苏修。
   
   毛泽东时代结束和改革开时代到来，随着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中国史学界也开始逐渐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给一些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事件和著名人物“翻案”，主要有两大事件和三大人物。事件是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人物是给清末封疆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翻案。进入九十年代，翻案风几乎刮进了所有人文领域，有两部书影响最大，一为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曾国藩》，在1990－1992年间持续热销，可以说风靡海峡两岸；一为著名学者袁伟时的史学著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出版，该书不仅重新评价了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中国改革者，而且重新评价了赫德、便威妥玛、林乐知、李提摩太等洋人对中国改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之后，近现代历史人物的传记作品，以这些人物为主角的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纷纷出现。
   
   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即便中共的正统教育仍然占据大学课堂的主流，但民间自发的思想探索、官方提倡的思想解放与外来思想价值大量涌进的合力，逐渐瓦解了毛时代的单一性、封闭性和暴力性教育已经开始瓦解，相对开放的观念市场有力地冲击着大学校园，多样性、开放性和人道性开始在大学生中流行，所以，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学生得以再次幸运地接受到多元化的、人道主义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的滋养，但中学教育的“狼性”却很少改变。
   
   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才意识到了反思中国教科书的重要性，翻案文章由学术研究领域进入历史教学领域。最初，反思的焦点集中在语文课本所选课文的内容上，对几十年一贯制的内容陈旧、谎话连篇和意识形态化进行批判，与此同时，民间知识界开始了“大学新语文”的编写工作。到21世纪初，专业杂志《历史教学》也曾发表了大量文章，集中讨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2003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长篇电视剧《走向共和》，该剧吸收大量史学界的翻案成果，对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有了比较正面的描写和评价。也就是说，学术界对李鸿章、袁世凯、左宗棠等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随着这部电视剧的热播而进入大众领域。比如，在中共主导的传统历史教科书中，李鸿章是“昏庸无能、贪污腐败、卖国求荣”的卖国贼，而在《走向共和》中却变成了才干卓越、高瞻远瞩、忍辱负重的爱国政治家。正是这部首播之后就被封杀的历史剧，引发出一场中国近代史及其人物的公共讨论。
   
   甚至，被视为中共对美政策高级智囊的社科院美国所所长王缉思先生也加入到对历史教科书的反思之中。王缉思先生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进行了一场关于公共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的对话。在谈到中国的公共舆论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的距离不断扩大的原因时，王缉思谈到了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他说：“我想从教材问题入手谈这个问题。人们的政治观最初形成于学校，也就是教科书。以我自己的家庭为例，我的儿子比我年轻32岁，他和我的学生时代反差很大，我们的国际环境、内外政策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但是我跟他所使用的历史课本，在学校学到的有关国际问题的观念和知识结构，差距可没有那么大。教科书中对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的描述变化很小。现在，一般公众以及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很多历史方面的新文献和新解释，但是，学校教育在反映这些新观点方面跟不上，特别是没有及时反映我们在外交方面的政策调整和战略思维的变化。我们经常说要‘与时俱进’，我觉得教科书也需要‘与时俱进’”。（《环球时报》2004年1月16日）
   
   毫无疑问，在中国知识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重新反思中，袁伟时先生对翻案史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他所著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重塑了一批著名历史人物的群像。所以，袁伟时发表在《冰点》上的文章，绝非一时的意气之作或草率之论，而是出自他作为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负责精神。而袁伟时的文章引起中宣部震怒，就在于该文触到了中共现行寡头们的价值观的最痛处。
   
   袁伟时所言，显然是再次对今日中国的中小学历史教育提出警告：在毛泽东时代的大规模阶级灭绝已经不再的今天，中共的宣传部和教育部主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价值观上仍然没有根本变化，小康时代的孩子们，在肉体上被添得过于饱胀，以至于普遍地患有儿童肥胖症，但在精神上照样患有健康营养饥渴症，在人文价值的教育中，孩子们喝下去的主要食粮仍然是“狼奶！”
   
   换言之，在中共执政史上，只有在朱厚泽先生出任中宣部部长时期（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时期），提出过“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为中国的思想界和新闻界创造过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而在其他时期，中宣部的惟一职能就是充当独裁政权的舆论杀手，它管制媒体、操控舆论、压制思想、扼杀学术，独裁制度犯下的所有罪错都有中宣部的参与：阉割社会的舌头，扼杀那些向往自由的灵魂，囚禁那些新闻界的良心。
   
   在此意义上，中宣部是灵魂的杀手，是媒体的监狱，是喝足了狼奶的机构，它每一次伸出魔爪，必有有良知的新闻人及其报刊被扼杀。现在，为了配合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左转，以刘云山为首的中宣部全神贯注于反和平演变和防止颜色革命，投入巨资大搞马克思主义工程和网络长城；大幅度提高外国网络大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政治门槛，实质上是就是变相的经济讹诈，致使雅虎、微软、古狗等美国大公司俯首称臣，民间网站和个人博客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电视、报刊和网络实施空前严厉的控制，把正在走上市场化、民间化和独立化的媒体市场化重新逼入喉舌牢笼，使刚刚有点起色的时政新闻和舆论监督再次衰落；对自由知识界、开明媒体和政治异见的打击更是决不手软，许多曾经活跃在时政评论界的自由知识人失去了发言平台，更多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身陷文字狱，所有开明媒体皆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甚至不惜对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党报痛下狠手。
   
   然而，中青报同仁李大同、卢跃刚等人的公开反抗，国内外舆论对《冰点》同仁的广泛支持，既有老中青各层次的体制内开明派，也有各个年龄层的民间反对派；既有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也有多位港台香港新闻人；其中，龙应台直接叫板胡锦涛的公开信影响最大，因为她由《冰点》被停刊联系到两岸关系的未来前景，结论是一个自由台湾决不会与一个独裁大陆谈统一！
   
   凡此种种，再次凸现了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中国特征，权力是官权的阻塞自由的堤坝，道义是民间的冲决堤坝的浪潮。而在自由民主已经变成世界主流的大势下，阻塞者只能是自掘坟墓，冲决者却拥有汇入文明主流的希望！
   
   或者说，今日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自由制度的问题，而只有以何种方式、用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独裁向自由的和平转型的问题。
   2006年2月1日于北京家中（《动向》2006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