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胡温政权打压媒体和严控舆论之不智，倒霉的不管是自由派，也波及左派。自《新京报》和《冰点》被整肃之后，自由派文化网站“爱琴海”也被杭州市网管封杀。与此同时，三个左派网站“中国工人”、“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也被当局封杀；被大陆新左派力挺的香港中文大学财经教授郎咸平也被封杀，上海有线电视第一财经频道的脱口秀节目《财经郎闲评》在2月27日突然被上海有关部门下令停播。
   
   郎咸平成长于台湾、就读于美国，就业于香港。他以公司财务专家身份品评大陆经济改革，强烈批判大陆国有资产流失、“国退民进”问题，揭露一些企业界人士以收购名义，对国家资产巧取豪夺，由此刮起所谓的“郎旋风”。郎咸平已经变成大陆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不断在各种媒体上露面，有些电视台还请他主持专题节目。
   
   据报道，停播的表面原因是经济理由，而实质原因却是政治黑状有关。因为，郎咸平的直说敢言的风格使《财经郎闲评》每周两次，重播五次，很受欢迎，跻身于上海有线电视节目收视率排行榜前三名，偶尔还能排到第一。由此可见，《财经郎闲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郎咸平的成功招致那些被他批评和揭露的企业界人士的怨恨，他们联名告状，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背景复杂”和“动机可疑”，他在中国大陆挑起一些经济话题的争论，“起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不能起到的作用”。

   
   六四后，中共的既定方针就是坚定不移地“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大陆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开明媒体、自由主义网站一直是现政权打压的重点。但为了维护权力和严控舆论，左右开攻也是中共常态，江泽民当政时期，也封杀过老左派邓立群等人把持的极左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
   
   虽说与江泽民政权相比，胡锦涛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左转是不争的事实，胡锦涛本人崇尚“西柏坡精神”和“延安精神”，屡屡前往革命老区作秀；在现行政策上高举亲民旗帜、关注社会公正奇缺，用帮助农民工追逃欠薪和废除农业税来体现关注弱势群体。
   
   然而，就当下中国的现实而言，以独裁特权为自称的各级权贵家族，早已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团，其特征是：1，“只进不出”的封闭性；2，“只增不减”的刚性；3，权贵集团主宰公共决策。所以，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等问题的日益加重，在根本上不是因为物质再分配的不公正，而在于基本权利分配的极端不公。也就是说，首先是官权与民权之间的巨大不平等，才导致物质利益再分配中的巨大不平等。
   
   无论胡温政权的意识形态高调唱得多么华丽，但其现实统治却是极端机会主义的，只要对政权稳定这一最高目标构成挑战，它才不管挑战来自何方、意识形态认同如何，只要它觉得且权威遭遇挑战、政治稳定遭到威胁，内在的权力恐惧就会推动它痛下狠手，管他左右，统统封杀。早在2003年，河南的左派张纤夫、张正耀，因散发《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判刑。
   
   在当下中国，凡是自称左派的人，大都是机会主义的，高官们如此，知识界名流亦如此。比如，面对胡锦涛政权的左右开弓，号称优先关注底层利益的新左派们，再次表现出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大陆的新左派人士从来不敢抗议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而专干落井下石的卑劣勾当。
   
   比如，大陆的三位著名新左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政治学者兼《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他们接着官方整肃《冰点》的时机，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李大同和袁伟时落井下石。在一个座谈会上，他们指责李大同与资本家相勾结、向强权屈从；指责袁伟时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并称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不容挑战的“国家信仰”。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但需要按照法律进行。
   
   也就是说，新左们从来不在乎任何人的言论权利，非但不关心自由派的言论权利，而且对同道的言论权利也漠不关心。比如，河南的左派张纤夫、张正耀，因散发《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判刑时，没有一位新左派站出来表示关注；反日游行中，上海当局逮捕了在网上组织游行的汤晔，也没有一位“爱国者”站出来捍卫汤晔的权利；最近，“中国工人”、“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三个左派网站被当局封杀，至今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位著名新左派的抗议声。
   
   新左派的民粹主义旗帜很绚丽，舞起来，令人眼花缭乱；新左派的社会公正腔调很高昂，唱起来，让人难以企及；新左派的爱国主义口号很响亮，喊出来，还有点震耳欲聋；但，除了绚烂、响亮、高亢的表皮之外，他们就是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实际关怀，也没有对野蛮强权的实际反抗，更没有对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独裁政权的谴责。
   
   这样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个人行为的犬儒化了，而堕落为言论杀手的帮凶。
   
   2006年3月9日于北京家中（《苹果日报》2006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