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虽然独裁依旧，但并不狂热，而是理智的独裁，越来越精于利益计算。特别是六四大屠杀后，任何努力都无法缓解中共意识形态的急遽衰落，加上跛足改革带来的惟利是图、普遍腐败和两极分化，更使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雪上加霜，以至于，即便是独裁化民族主义的煽动，也无法真正凝聚民意民心。所以，中共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没落的帝制传统、腐朽的拜金主义和垂死的共产独裁相结合，演化为那种最坏的掠夺型资本主义和现行的灰色统治方式，极端机会主义的统治也使今日中共独裁呈现出模糊多面的特征。
   
   中共的对内宣传，既是高调灌输也是低调劝说，既是间歇性运动也是日常性说教，既是树典型的大会表彰仪式也是普及化的问寒问暖，既是消费娱乐也是利诱哄骗，既是硬性主旋律也是软性大众文化，既是强制性遗忘也是娱乐化忘却。现在的中共政权知道：对于个人自利意识和民间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中国，除了利益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六四后，它首先下大气力进行利益收买的对象，是对政权稳定起着关键作用的中心城市和各界精英。尽管它也要求被统治者的效忠，但远比毛式极权时期更为低调而实用，它知道已经无法获得人们真心的拥护和赞美，索性就把效忠的标准降低，降低到人性良知之下，即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拥护它赞美它。这就等于鼓励和纵容人性之恶——向自己的良心说谎。
   
   中共政权对异见政治力量的打压，既是跟踪窃听监狱也是利益收买要挟，既是恶法陋规也是灰色空间，既是政权性专政又是黑社会化暴力，既是公开批判更是秘密整肃，既是硬性手段也是人情感化（负责监管异见人士的警察们，总是以“交个朋友”的口吻开始谈话），甚至在整肃那些不驯服的反抗者时，警察们也为自己留有余地，不再用意识形态高调而是以饭碗理论来警察职业辩护。它在镇压著名持不同政见人士时，尽量避免制造具有道义感召力和国际知名度的民间英雄；它学会了通过逼迫著名异己分子流亡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放其一条生路，以讨好国际主流社会；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对手，在国内民众中贬损了异己人士的道义形象，从而削弱了民间反对力量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除非遭遇非常时刻或由于过度的权力恐惧而作出疯狂的决策，否则的话，它已经越来越少地采取公开化的运动方式，而更多地使用隐蔽的曲折的甚至难以察觉的整肃方式。它采取隐秘的各个击破的手段，希望尽量把民间挑战悄无声息地扼杀在摇篮里；它尽量通过封锁信息的方式来缩小镇压的负面影响，使一些著名大陆异见人士处在墙里开花墙外红的悖论之中。这些异见人士在国际上很有名，但在本土却没有大众化的知名度，只是小圈子内的著名人物。

   
   中共政权对于既得利益阶层（官员和商人）也不完全放心，既保护纵容又防范控制。政权有意维持一种模糊而弹性的灰色秩序，既标榜依法治国又奉行实际上的人治，既鼓励权贵们精英们发财致富又使所有既得利益者的资本积累都带上深重的原罪：每个官员都以权谋私，每个生意人都行贿和偷漏税，每个知识分子都攀权附贵，让富人们的每一分钱都挣得不干不净。于是，独裁者手中就握有了随时可以追究任何人的把柄，昨天一起泡妞时还称兄道弟，今天就可能出示拘留证；上午还是拥有亿万私产的模范企业家，还与某位高官一起出席剪彩仪式，下午可能就是一无所有的经济罪犯，受到全社会的唾弃；去年还是人人羡慕的明星，今年就可能成为举国瞩目的囚犯；前一刻还在台上做学习“三个代表”的动员报告，后一刻就可能被中纪委双规……在非法敛财已经普遍化的现实面前，中共政权不断地制定越来越多的法规，不断强调反腐败和依法治国，但又不断地放纵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的行为。后毛时代的政权已经不喜欢意识形态上的黑白分明，但它更不喜欢现代文明的权限清楚，而是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不争论、法律的模糊和执法的任意。从统治高层的角度讲，这是激烈权争中要挟所有权贵们的最好利器，可以要挟官员们富人们对自己形成个人效忠，起码不敢对最高权力发出哪怕是温和的挑战；从具体执法官员的角度讲，利益驱动使他们最喜欢这种灰色，因为这能够为他们的非法敛财提供绝好的讨价还价空间。同样的操控策略，也适用于已经下海的昔日异己分子，既给生路又手握把柄，有效地杜绝了这些人重返民间反对派的可能。
   
   然而，实用灵活的操控方式，由于其彻底的机会主义性质，恰恰表征着独裁政治的末日景观——制度本身的漏洞百出，统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的迅速流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基于惟利是图的权宜性合作。小康承诺购买到的效忠，恰恰是烂透了的灵魂，在利益至上的驱动下，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分钱是干净的，没有一个字是诚实的。所以，中共的这一切手段，都是独裁者维持最后统治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长久地支撑这座已经出现无数裂痕的独裁大厦。
   
   2006年3月13日于北京家中（首发《观察》2006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