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春节初一，中央电视台详尽报导了胡锦涛等新常委深入基层、问寒问暖、与民同乐的新闻。 　　十六大后，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几次亮相，显示了党魁和未来行政首脑之间的有意识配合，引来海内外舆论的诸多好评：

   　　一、强调法制。在纪念《八二宪法》二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高调突出《宪法》的最高权威，其后的新政治局的第一次集体学习，也是请法学专家讲授「依法治国」，特别是执政党和《宪法》之间的关系。二、平易亲民的姿态。高度关注弱势群体、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特别强调关注「农民利益」，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三、抑止好大喜功和盲目乐观的倾向。十六大后，胡锦涛没有随江泽民的主旋律起舞，不是强调十三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是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水平还很低，要求全党对现状和困境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倡「艰苦奋斗」和「戒骄戒躁」。四、营造激活政改的气氛。深圳开始试验「行政三权分立」，比较开放的媒体不断呼吁修宪和政改（特别是广东的三报一刊），李长春关于传媒要更多地体现「人民性」的讲话，李锐等人的要求政改的上书在《炎黄春秋》上公开发表，……一时间，国内外舆论似乎看到了中国将激活政改的征兆。

   　　以上种种，被中共高官吹捧为「四新」：新班子、新阶段、新思路、新要求。而「新」与「旧」之区别，显然与江泽民许诺的未来二十年建成全面小康的乐观前景，非常不协调。是在刻意扭转十六大报告的自吹自擂的舆论导向，把歌功颂德热、资本家入党热和全面小康热，转向对两极分化、弱势群体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等危机的关注。

   党委书记控制地方人大

   　　然而，就在十六大后的另一场权力分配的重头戏——十届人大——开锣之前，地方权力结构的调整所提示的却是相反的讯息，即除了省委书记是政治局成员者不兼任人大主任之外（京、津、沪、鄂、粤、疆六地），其它的地方人大主任都由书记兼任（二十五个地方政权），占全国三十一个省级地方政权的百分之八十，也就等于地方人大基本由党委书记控制。

   　　官方和御用智囊对此的解释是：由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既可以起到保证党的核心地位和加强党对人大的领导的作用，也可以使人大主任一职由虚变实，更好的发挥人大在立法和监督方面的作用。这是在贯彻十六大提出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的改革精神，从而「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而我认为，新一轮地方人大换届的人事安排，实际上是权力结构的调整，改变过去书记、省（市）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四驾马车的制度模式，不让人大自身通过选举程序来产生新人，而是通过书记控制人大来保证党委提名的省（市）长当选。在本来就是一党独裁的中国，这种强化通过人大贯彻党的意志的做法，显然不利于逐渐地弱化党权和加强人大独立性的改革，与官方「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的承诺相反，也与民间对人大改革的建议和期望背道而驰。

   　　民间对人大改革的建议和期望是：一、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的成员构成中，减少党政干部和党员代表的比例，因为现在人大人员构成中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二、在代表名额的分配上，纠正违反《宪法》第三十三条的平等对待原则的现状，改变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和边缘地区的严重歧视。三、改变人大常委会的「养老院」现状，推进代表的年轻化，部分地实施专职代表制。四、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提名，常委会成员由人大代表直接提名，改变过去由党组织推荐和内定的传统。

   中央加强一党独裁权力

   　　自从八十年代党政分离就被确定为中国政改的方向，其题中应有之义显然包括立法机构和监督机构的逐渐独立。近些年，人大自身也一直在争取摆脱橡皮图章的依附地位，在审议两高提交的报告上，在地方行政首脑的选举上，近年来不断出现反对票多于赞成票的局面，多少表现出人大代表追求独立表决权的努力。最近在湖南岳阳市市长的换抬举中，唯一候选人居然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之后令人困惑的第二轮投票才勉强当选，既说明了人大代表的自主性增强，也说明了这种自主性还只是地方人大的个别行为，而就普遍性来说，党权仍然牢牢操控著选举机器。正是基于对人大代表的个别自主性发展为普遍自主性的恐惧，中共才做出党权兼掌人大权力的人事安排。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不断发展的人大独立化倾向，防止出现选举机器大面失控局面的出现。

   　　十六大后的中共政权，除了加强对人大的控制之外，还极为罕见地让政治局委员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长，各地方也相应地提升公安系统的兼职级别，以此来加强党权对执法权的控制。显然，中共对立法权和执法权的进一步严控，所传达出的政治讯息极为单一而明确：在民间要求政治参与的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官方的反应不是顺应民意而放松专断权力，反而是逆民意而动的加强一党独裁权力；不是锐意改革，而是保守倒退。

   二○○○三年二月九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