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爆光和民间呼吁的共同努力下，孙志刚案终于得到中共高层的重视，罗干和周永康先后的多次批示，张德江主持广东省政法系统的专门会议研究此案，表示严惩凶手和补偿孙志刚的家人。主流媒体（包括凤凰卫视）随之出现相关的正面评论，网上也有一些叫好之声，把此案的公开化与胡温体制抗SARS的某些开明作法联系起来，似乎如此解决孙志刚案，又为胡温新政添上了醒目的一笔。

   中共高层的重视固然值得肯定，然而，大陆民众不再天真和愚昧，许多人已经意识到：用上级权力的干预方式解决此一个案，并不能真正保证制度性的人权迫害的废止。所以，民间并没有完全接受官方的解释，而是通过网络平台进一步提出置疑。我见到的这类文章就有十几篇，还有由学人秦晖、萧瀚、徐友渔、杨支柱等人发起的“就孙志刚案调查结论致全国人大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信”。民间对官方的置疑和要求，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置疑官方公布的13名凶犯嫌疑人（主要嫌犯是八名收容人员）。官方的初步调查结论与媒体披露的案情之间的出入很大，因为孙志刚在被送到救治站之前就已经遭到毒打，所以，警察执法犯法的嫌疑很大。而现在的官方结论，很有些避重就轻之嫌：为了降低此事件的恶劣程度和执法机关的形象受损，很可能用被收容人员作了警察的替罪羊。

   二，置疑只作为刑事个案处理的方式。孙志刚案，既是一起恶性刑事犯罪，更是践踏人权的制度性犯罪。虽然，收容遣送制度并不必然导致人的死亡，但是孙志刚之死显然与这一制度本身的恶劣高度相关。这一制度，不但毫无理由地剥夺了公民、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人身自由，而且赋予了执法人员以“合法的”伤害人权的权力和能力，进而成为一些执法人员违法乱纪的借口，堕落为执法部门及其人员牟取经济利益的方便工具（乱收费、抓人质捞钱、整治不驯服的国民等）。近年来，由收容遣送制度造成的侵权和伤害的案件屡屡发生，有能力破财免灾而且肯于的国民，算是不幸之中的幸运儿了。那些交不出“捞人费”或不服管的国民，轻者被多关几天或用重体力劳动惩罚，重则致病致伤致残致死，也绝非偶然的特例，而是经常见诸于纸媒体和互联网的新闻。更有甚者，还有女青年在收容医院里被轮奸致疯。故而，为了避免此类践踏人权的恶性案件的继续发生，就必须尽快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以及两劳制度等恶法。

   三，置疑领导批示的传统作法。在一个司法独立的法治社会中，类似孙志刚案件的侦察、起诉、审判、判决，只要经过正常法律程序即可完成，根本不必政治权力的干预，因为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是保障人权的基本制度条件。而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大凡此类涉及到警察执法犯法的恶性案件，特别是涉及到“恶法”造成的人权迫害，只有在法外的政治权力的干预下，才能勉强进入司法程序。中国司法系统的权威，不是法院及其院长或检察院及其检察长，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共政法委以及负责政法委的分管书记，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法权无边的中纪委，它在办案时可以指挥和调动公检法。如果碰到极为敏感的政治案或高官腐败案，就连中共管政法的最高官员罗干和中纪委都说了不算，而要最高党魁和政治局会议来拍板。依此类推，各级政府的司法系统皆为同一模式。

   政治局常委罗干、政治局委员周永康和张德江等高官干预此案，固然可以加快孙志刚案的解决，但是，没有独立司法的人治干预，无疑是最大的司法不公。所以，不改变以党管法和以政代法的现行制度，也就不可能建成中共所承诺的法治国，法律的程序公正也只能是空头支票，人权更无法得到制度化保障。一句话，如果不改变党权至上的现行制度，孙志刚的个案，绝非第一，更不会是最后。

   然而，通过孙志刚案，自觉为保护人权而呐喊的国人越来越多，制度比人更可靠的现代政治文明，正在日益变成国人的常识。国人不再天真：人治社会决不会有真正的正义。国人也不再愚昧：明君清官决不会带来人权保障的善制。国人正在走向自觉：每一践踏人权的个案皆与所有人相关，捍卫他人的人权就是在捍卫自己的人权。

   2003年5月15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转载务请注明出处--- (5/14/2003 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