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先生在《萨斯与国运》一文中谈到北京时说：“昔日的歧视者，如今变为被歧视者。北京人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瘟神’。先有外国媒体标题赫然在目：‘世界隔离中国’。后有国人以实际行动昭示天下：‘中国隔离北京’。”正是在这样的被隔离处境中，5月11日下午，北京市在中华世纪坛举行“感谢全国支持、奋力战胜非典”的大会，北京市的主要党政官员全部出席。

   按理，在如此气氛中召开如此主题的大会上，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首先应该对其他省市做的，不是感谢而是道歉。因为，政治中心和精英荟萃之地的北京与开放橱窗和富足之省的广东一样，作为目前中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对病毒向全国的急遽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最初的SARS疫情从广东经由山西进入北京之时，如果北京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北京的疫情决不会严重到今天的程度，也不会大规模地向外扩散。然而，在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期，北京市政府也像广东省政府一样，采取了封锁信息的消极态度，不仅是不作为，而且是反作为（隐瞒），致使民众对病毒没有任何警惕和防治措施，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照样进行，更有甚者，有些发现疫情的单位，采取的措施不是及时隔离，而是放人们四散而逃（如北京的财经大学和北方交大）。于是，疫情向外地的扩散便不可避免。

   而且，从北京与各地的关系上看，在以往的岁月里，北京这座皇城的特权、优惠和傲慢，早已对外地构成诸多的有形歧视和无形冷眼，早就积累了太多的怨恨，比如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之低，显然是对所有外地考生的歧视，曾受到过诸多抨击，山东青岛的考生还为此状告教育部。再比如，外地人想要成为北京市的合法居民，户籍迁移的门槛要比全国其他大城市高得多。而此次外省SARS疫情的蔓延，很多来自带病毒的北京人的传播。所以，外地人视北京来客为病毒，有的地方甚至奖励举报北京来客，就连京郊农村的村民，也用种种办法阻塞道路，阻止北京城里的人。由于SARS，中国大市场的吸引力失效了，100多个国家对中国人施加不同程度的准入限制；北京的特权和傲慢也失效了，全国各地都在隔离北京。“新仇旧恨”的同时发酵，使许多外地人把此次危机理解为对北京傲慢的报应，非但不愿支持北京，反而幸灾乐祸。虽说如此心理和作为，太不近人情，表现了某些国人一贯的冷漠，但发生在北京身上，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冷漠，与其说是外地人对北京人的报复，不如说是傲慢的自我报复。而冷漠本身，又是国人的自戕。

   凡此种种，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太应该借此时机公开向其他省市道歉了。

   为曾经有过的失误而向受害者道歉，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政，皆是起码的道德要求。道歉的谦卑，更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为政者应有的诚实和责任。从效果上看，此刻的道歉，甚至比表示感谢更能赢得其他省市的信任和支持。因为，现在各地对北京的支持，主要来自集权体制下的行政动员，而非来自自发的“万众一心”。同时，这也为北京人提供了自省的机会，检讨在天子脚下获得的种种特权和优惠，反省皇城的霸道作风熏陶出的居高临下和傲慢轻浮，更应该检讨优惠中心城市的发展策略所造成的地区差异、社会不公和道德不义——在给北京等大城市带来繁华和富足的同时，也给边缘地区带来萧条和贫困。

   我以为，借抗SARS大会的场合来公开表示歉意，是调整北京与各地关系的绝佳时机。然而，恩人救灾政治的传统早就决定了会议的基调，决不会有“道歉”一词出现，甚至不会凸出北京市对各地方的感谢，而必然是变协助救灾为歌功颂德的大会：会议上的各类角色的发言，除了市委书记刘淇和代市长王岐山的讲话，有几句抽象而空洞的感谢话之外，其他的官员、企业家代表、香港代表、各省市代表、大学生代表、医务人员代表、民工代表……的发言，完全可以写成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党和政府的决策的绝对英明正确、三个代表指导的重要意义、各界对党和政府的绝对信心、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胡锦涛和温家宝亲临第一线的感动和激励，为党为国分忧的决心，一定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为对党和政府的报答，也作为历经坎坷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有力证明，更作为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又一象征。外地代表的发言自然是相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全力支持北京抗SARS运动，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正如5月15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署名任仲平的评论文章所言：“一座抗击非典的伟大长城，巍然矗立起来”。

   在中国漫长的独裁历史上，权力来源的私家授受（家天下的家族授受和党天下的一党授受）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滋养出统治者的权力狂妄，相应地，政治制度本身也没有产生能够逼迫统治者必须道歉的硬约束。所以，对于百姓来说，统治者的谦卑情怀和有错道歉的从政品质，从来都是过于奢侈的公共产品。传统帝王的“罪己诏”，不过是天子“替天行道”和“为民作主”的另一种宣示。而1949年之后，随着“党天下”代替了“家天下”，永远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新传统的确立，连“罪己诏”的老传统都给废了。不论为政者的失误导致多么严重的公共灾难，追究官员失职渎职之责和行政首脑的敷衍式道歉，也仅仅是极为罕见的偶尔为之，且大都是权宜之计——绝非基于官员对公众利益（公益）的损害，而是基于失职渎职造成了对一党利益的严重伤害。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而饿死几千万人所作道歉，也仅仅是在党内的七千人大会上，而他最应该面对的绝大多数民众，则不再他的道歉之列——甚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他们的“大救星”是如何将其驱赶进地狱的。

   换言之，在中共体制下，只有当为政者的失职渎职对政权的稳定和权威造成直接伤害时，最高决策层才会抛出个把替罪羊，行政首脑才会大演“亲民秀”。同时，追究责任还常常堕落为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方便工具，所谓“借刀杀人”的阴谋，所谓“挥泪斩马谡”的收买人心，古已有之，于今不绝。

   享受不到诸项政治权利的国人，也就享受不到为政者的道歉；不受制度性约束的统治者，也不会养成尊重民意和向民众道歉的权力谦卑。纵容权力狂妄的独裁制度，只能养育出对权力满怀卑微的国民。这样狂妄的权力对于这样卑微的国民，唯一的表情是蔑视，偶尔会加点救世主的俯身；而这样卑微的国民对于这样狂妄的权力，唯一的表达是“圣上英明”的颂歌和“谢主龙恩”的感谢，偶尔会在私下里嘟囔着诅咒几句。

   2003年5月17日于北京家中

   --------------------------源自《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

   (5/20/2003 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