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四时整，中共官方再次发布SARS的利好消息，新增病例仅为4人，为抗SARS以来的最低，似乎显示着胡温体制的果断决策所产生的显著成效，也为国内外舆论对胡温的善意期待平添了新的证据。

   然而，从央视看到这一利好信息，我和妻子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另一条灾难信息犹如闷雷炸裂在头顶。而此刻，窗外正是电闪雷鸣，大雨滂沱。莫非通过纠正制度人祸而使天灾SARS逐渐趋缓之后，就注定了政治SARS病毒的疯狂发作？

   电话铃响起，是杨子立的妻子陆坤。

   “刘老师，今天上午，子立他们被判了重刑，谁也想不到这么狠……”她在电话里哽咽着说。

   “几年？”我急切问。

   “十年、八年……徐伟和海科十年，子立和宏海八年……刘老师，政府为什么这么狠？……”陆坤说不下去了。

   “刘老师，徐伟是好人，我能担保……为什么这样对他……”这是徐伟的女友王英的哭音。

   听二人的哭诉，我也惊愕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十年？八年？

   尽管对“新青年学会”案的结局，我早有心里准备，知道这个制度的本性是，既然抓了人，就决不会善罢甘休，不管有罪无罪，也不管证据是否充足，结局一定是判刑，以此显示独裁权力的威慑力和伟光正。然而，四人都是来底层并关心底层的青年，他们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反而尽做实实在在的大好事：为民工子女的教育做义工、下基层农村搞调查，为农民的悲惨处境呐喊；四人凑在一起讨论现实问题，杨子立创办思想网站，也是在为中国的和平转型筹划，希望中国能够走向自由民主。四人在被捕前也没有中共眼中的“前科”，不是中共所定义的“异见分子”，徐伟还是中共党员，在北师大读书时主持过的“农民之子”活动，还上过央视。

   基于以上理由，我和大多数朋友的估计：至多判上三年五年。近些天，我也估计到了，趁着国际社会聚焦于SARS之机，中共在5月9日已经对姚福信、黄琦等人进行了宣判，也很可能接着宣判“新青年学会案”。然而，如此重判，实在超出我的最悲观的估计。之后，马上与几个一直关心此案的朋友通电话，没有一个人不感到震惊和愤怒。看来，就连我这个与专政机关打了十几年交道的“老异己”，对这个制度的残忍仍然估计不足。

   如此优秀青年，却接连遭遇野蛮制度的迫害，先是秘密逮捕、超期羁押和两次开庭，已经是欲加之罪了。现在又趁SARS之机重判四人，更是肆无忌惮的迫害，且尽显其机会主义的狡猾。

   晚上，陆坤、王英和张宏海的哥哥张宏图来我家。因为平日里不太爱见客的妻子，今天却执意要请他们来家里吃饭：非常时期的非常灾难的承受者，多需要一次倾听、一句安慰、一顿晚餐、一种家的温暖。

   一边吃着简单的饭菜，一边听三人轮流叙述法庭上的痛心见闻，自然伴随着含笑的泪。

   他们说：四人被带进法庭后，其他三人比较镇静，只有徐伟显得激动。法官刚刚说话，徐伟就高声说：“我要控告北京市安全局，他们用电棍打我的太阳穴……”当法官和法警企图制止徐伟时，谁也没有想到，徐伟高喊着“我死也不回去”，一头撞向法官席的桌子，当场倒地。三个法警蜂拥而上，企图将徐伟带离法庭，徐伟死死抓住桌子，直到五个法警一起把他抬出法庭。之后，四人被带出法庭一段时间，等再次开庭，既没有律师的辩护，也没有被告的最后陈述，只是法官飞快地跳跃式地宣读了判决书。

   出庭的家属们还未从惊恐中醒来，四人的青春年华被漫长的监狱生涯所剥夺的命运就被决定了。整个过程只有几分钟。

   “我实在不忍看徐伟那么绝望的表情，知道他真的死也不想回看守所。他在里面一定吃尽了苦头。”王英抽泣着说。

   是呀，曾经作为优秀学生会干部和党员的年轻徐伟，怎么能够想到自己会成为这个党的“敌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处以十年重刑！

   “我不敢正视弟弟的眼睛……我也不知道怎么对身患癌症的母亲说……”宏图也终于抑止不住泪水了。

   我无言。只在心里对宏图说：去他妈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吧？谁规定的？如果哭出来会让痛苦缓解一些，让压抑释放一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那你就哭吧。陆坤和王英一直在哭，你为什么要强忍着？

   这个专门践踏人权和让良知者受难的制度，只能建立人人自危的恐怖秩序，任何个体都无法保证自己不沦为“政权敌人”。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是你。那种“我会例外”的心理，纯粹是一种懦弱的侥幸，而要让这侥幸变为“幸福”，人性就必须与野蛮进行有辱尊严的交易：用出卖自己的人权和甘当顺民来换取温饱和安全。也就是在政治SARS的威慑之下，心甘情愿地戴上“精神口罩”。即便如此，一夜之间沦为“敌人”的例证仍然比比皆是。“新青年学会案”的冤屈，就是政治SARS的最新牺牲品。

   这出以天大的闹剧开幕的怨案，终于在SARS危机中以惨剧悍然落幕。SARS病毒封住了个体的肉体咽喉，政治SARS窒息了群体的精神咽喉，使一个民族无法自由呼吸。天灾SARS是突然降临，也不会延续太长时间，而延续了数个世纪的政治SARS，释放出无所不在的恐惧毒素，精神之肺的纤维化已经由来已久，持续地引起精神高烧和表达干咳，深中毒的国人甚至不敢呼吸。而那些敢于争取自由呼吸的良知者，仅仅为了抵抗精神之肺的纤维化，就被政治SARS的暴力口罩封住了咽喉。

   “新青年学会案”的残酷结局，应该令国人清醒：如果自由呼吸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那么，抗拒扼住咽喉的政治SARS就是每个人的天赋责任。与其寄希望于明主清官的良心发现，不如从每个人的拒绝政治SARS的毒化做起。

   政治SARS灭绝之日，才是我们自由呼吸之时。

   2003年5月28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http://www.observechina.net(5/28/2003 1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