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去世，成为大陆知识界的“事件”，乃为近几年所罕见。这在全民关注ＳＡＲＳ危机之际，更凸现出李慎之先生之有无，对于民间知识界的重大意义。官方的冷处理和民间的热追思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透露出耐人寻味的信息：今日中国，一位资历丰富的老人之身后哀荣，无论是褒扬、还是贬损，官方的评价并不重要，而民间的评价才一言九鼎。因为，在官方价值急遽贬值的时代，特权者的“钦定”评价，如同官方自称的伟光正一样，在民众的心中并没有多大份量；而无权者的自发追思，才是由衷而真实的尊敬。

   民间的自发追思，大都聚焦于先生的晚年行迹之核心：“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而在仍然不准独立和不准自由的制度环境下，能够以“独立精神”表达“自由思想”的慎之先生，确实代表了大陆知识良心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然而，披阅痛悼慎之先生的大量文字，我在强烈地感受到由衷的悲痛之余，也体验到另一种更为深层的悲哀——顾准之后，有了慎之先生，无疑是自由知识界的幸运和荣耀。但他的去世却留下了很难填补的空白。“良知稀缺”的道义荒原，“常识遮蔽”的知识废墟，也可能因此变得更加荒芜，以至于惨不忍睹！

   先生以公共发言上的勇敢诚实而成为“道义英雄”，确为名至实归。然而，信守公共发言的诚实，作为人性的底线道德和社会的起码公德，本应该是由制度所保障和由民风所奖赏的常识，根本不需要多勇敢、多良知，更不必付出什么个人代价。而在中国，这却变成了人性高贵的象征，因而也就变成了对每一个体的严峻考验。制度的打压和民情的冷漠之下，唯有不计名利和不畏强权的英雄方能为之。故而，先生当此英雄，只能证明国人生存环境之恶劣。这样的英雄越稀缺，越被无权势群体奉为人格楷模，我们的生存环境也就越恶劣，以至于英雄之举所标示的社会整体品质恰恰是诚实良知的反面——谎言式生存的盛行和犬儒式聪明的泛滥。

   我与慎之先生的个人交往不少，或两人见面对谈，或阅读先生的来信，谈得最多的话题有三：

   话题一：先生对自己的痛切反省，最痛切的当然是年轻时的左倾激情

   先生多次提及：自己早年追求共产党，除了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和国家的凋敝动乱之外，上个世纪的30年代，由延安发动和操控的“革命新启蒙”，对他们这代知识分子青年期的人生抉择上，具有难以抗拒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就先生个人而言，不仅在于青年人本身的冲动激进和理想主义，更在于这代人对自由主义的一知半解。就当时的意识形态之争而言，不仅在于中共在国统区发动的宣传攻势，更在于“5．4”启蒙一代的分裂：许多对年轻人极具感召力的大人物的急遽左转，先生特别提到鲁迅及左联对自己的巨大影响。当时毅然奔赴延安的年轻知识份子，大都把高调的鲁迅视为精神导师，而对低调的胡适则不以为然。

   正是这样的反省，使慎之先生的晚年取向发生了重大转折：对“5．4”一代的评价，先生提出了“尊鲁迅，尤尊胡适”。对抗战前后中国大势的理解，先生用“革命压倒启蒙”代替了颇为流行的“救亡压倒启蒙”。这与王若水先生的生前绝笔《整风压到启蒙》，可谓一拍即合。在对自己的评价上，先生说自己不是“天足”，而是被包裹过的“解放脚”，无论怎样努力适应新鞋，落下的半残也难以彻底矫正。唯有这份自我矫正的努力和清醒，还可以称为差强人意的晚年自慰。

   话题二：先生反复谈到普及自由主义常识的重要性

   先生以自己年轻时的阅读经验证实说，当年的“革命新启蒙”，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其中很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在于那些革命宣传的激进性，更在于其文本的通俗性。激进迎合了年轻人的秉性，通俗适合了大众的阅读水平，二者的紧密结合能够把洋马列变成中国语境下的大众常识。慎之先生特别提到，中共的笔杆子，从党魁毛泽东到党棍陈伯达、康生再到党秀才艾思奇、胡乔木、范文澜等人，个个都是宣传“党文化”的高手，既擅于结合本土的民情经验、又精于以大众口味阐释“洋马列”，遂把艰涩抽象的理论变成通俗易懂的常识。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又使“下里巴人”文风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最醒目包装。相比之下，国民党的那些“党文化”宣传，对于激进的年轻知识人而言，显得保守迂腐；对识字率不高的大众而言，又显得深奥高雅；因而也就无法变成知识精英和工农大众皆能接受的常识。

   当我争辩道：胡适的文字以直白行世，其自由主义理论也很常识化，比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胡适笔下变成了“科普读物”，反而是鲁迅的文字趋于晦涩。慎之先生回答说：我说过“革命新启蒙”的两个特点：激进和通俗，二者相辅相成，方能吸引大众。胡适是有直白和常识的一面，但他与鲁迅相比，缺乏斗士的激进，显得过于君子。鲁迅决不要“弗厄泼赖”（fairplay），而胡适专讲“弗厄泼赖”，我们这代人的多数，当年也都跟着鲁迅拒绝“弗厄泼赖”。现在中国的自由主义，二者做得都不好：“弗厄泼赖”得不够，普及常识更不够。我这把年纪，也有自知之明：我做不成书斋里的学者，更成不了大变革中的思想家，量体裁衣，能尽的绵薄之力，也就是做点向民众普及自由主义常识的启蒙工作。

   先生的反省让我想起了葛兰西的狱中思考。在写于监狱的《实践哲学》中，葛兰西强调的主要思想之一是：身处大变革时代的知识份子，最迫切的社会责任是批判性品质，这品质不是书斋式“洁癖”和建树，也不仅是一种理论的批判，而是致力于自觉的介入和常识的普及，是产生一批“知识份子活动家”。他们能够把理论真理通俗化为大众常识，把自由意志变成实际践行。当知识份子的普及性启蒙能够把自由主义的理念变成大众常识之时，大众化的自由主义运动才是可以期待的。

   话题三：如何拒绝后极权社会的恐惧和谎言

   慎之先生说：这显然与1949年后知识份子的处境和心态高度相关。大多数革命知识份子自恃为中共打天下立过汗马功劳，先是逐渐变成了坐天下的特权阶层的一员，继而在乌托邦崩溃之后又堕落为孜孜于既得利益的聪明犬儒。青年时代的激进情怀和理想主义，其幼稚肤浅，固然不堪回首，但晚年的保守僵化和老谋深算，又何尝不是自我阉割，流风所及，腐蚀的不只是一、两代人。

   他特别以自己的亲历为反省的素材：“我26岁就参加了开国大典，30岁就成了11级高干，‘享受了坐天下的果实’。虽说我觉悟得不算晚，反右的厄运已经使我醒悟了，并开始断断续续的自省，但我还是长时间沉默，想来原因无非两条：一来是我复出后也得到过重用，参加过12大报告的起草，还被恩准为副部级，主管社科院的国际部，仍然享受着坐天下的优惠，自然要忠实地为党为国服务。二来是摆脱自我恫吓太晚，很多早就想明白的道理，被自我恐惧堵住了，不敢出口，沉默了很多年。真可谓心怀余悸地说谎话、当两面派，还总以为自己工作认真为人老实。可人很奇怪，有时会慑于一般的恐怖而战战兢兢，有时却会被大恐怖激发出勇气。‘6．4’是大罪恶大恐怖，‘不在刺刀下做官’，就是这大罪恶大恐怖激发出的，是即兴的、脱口而出的。一旦出口，就摆脱了恐惧，自我解放了。所以我说，与其等着人家给你松绑，远不如自己先给自己松绑，自我松绑的人多了，别人想捆也捆不住。”

   正是这样的自省，才会使慎之先生对哈维尔尊敬有加，写出对后极权社会的一针见血之言：“后期极权社会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但，为了既得利益而自保的生存策略就毫发无损吗？用向自己的良心说谎而换取行尸走肉的安全，难道就不是更彻底的失去吗？

   读先生之文字、听先生之谈吐、看先生之行迹，在当下中国的后极权环境中，先生之倍受褒扬的“独立之精神”，实为对外在恐怖和内在恐惧的双重拒绝，在公共发言中坚持言说常识的诚实。先生之屡受推崇的“自由之思想”，实为对现代自由主义价值的常识性尊重，并把这种尊重化为普及常识的启蒙行动。而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如何克服由内在恐惧所造成的精神自戕、如何将自由主义理念变成大众常识、进而变成实际的践行，还是一个远未摆脱的困境。因为，普及对自由主义常识的诚实言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一党独裁的制度常识，“6．4”大屠杀是罪恶，镇压法轮是罪恶，这罪恶是再明显不过的常识，但在精神监狱的自闭中，常识性罪恶，不但被常识性的外在恐怖所掩盖，也常常被另一种常识性的内在恐惧所遗忘。在犬儒化生存已经变成精神流行病的当下中国，别说在中共最忌讳的敏感时期人们的自觉回避，就是在平日里也没有多少人肯为常识呐喊。而在一党独裁的50年大庆盛典之际，在党魁江泽民用“三个代表”为自己树碑立传之时，慎之先生却敢于在最敏感时期公开说出最常识性的制度罪恶，也就必然给人以空谷足音般的震撼。

   现在的中国，成熟的自由主义学理已经大量输入，玩弄自由主义词藻的手法也可谓花样翻新，对自由主义的书斋式言说也已经进入了“准自由”的胜境；然而，唯独对自由的践行却几乎退向无所作为的窘境。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视而不见，却端坐于理论高峰上头头是道地阐述抽象的正义，在申报教授职称时拿出一本研究“消极自由”的论著；对霸道蛮横的权势者极尽小骂大帮忙的妩媚之态，却在古香古色的书斋里严肃地论证尊严，在酒足饭饱之余郑重地讨论良知；对宽容的全力标举却只用于苛求他人，而对自己的懦弱施以无限宽容，以至于在最基本的公德底线上，也要玩出冠冕堂皇且眼花缭乱的多重标准……于是，正义、尊严、自由、良知和宽容等常识，变成了莫测高深的顾左右而言他，让人搞不清这些自由主义言说，是生命信念的虔诚表达、还是处世谋食的方便工具？陷于怪诞的生存悖论也就成为必然：一个每天谈论自由的知识份子，从写下关于自由的第一个字开始，就已经打定主意在纸上文字和实际行为之间，划出一条互不相干的界限，而且并不觉得这是对自由的亵渎和出卖。

   如果自由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那么自由便不是道义，遑论力量！

   慎之先生的学养或有所欠缺，其思想也决非一流。然而，先生能够摆脱恐惧，能在公共发言中诚实地说出常识，特别是敢于坦然面对自己青年时代的思想迷误和人生歧途，且能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超越道德自责层面的更深入的理性剖析，这样诚实的道德良知和这样深刻的理性精神，完全配得上“高贵”二字。

   故而，说出常识的良知构成了先生留给中国知识界的核心遗产。《风雨苍黄五十年》实为这一遗产中最具代表性的范本。先生曾言：“‘6．4’已经过去10年，邓小平也已死了两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先生还说过：在普遍的谎言性生存中，真话就具有排山倒海之力，“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