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从西方舶来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洋理论”，已经很有点“百花齐放”了；自由主义及其宪政民主，也被玩弄得花样翻新。然而，一旦遭遇现实政治，国人的主流预期，仍然是对韦伯所言的“魅力型统治”的仰望。

   魅力型统治在非凡的严峻考验时刻最容易形成，重大的危机或灾祸给统治者带来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如果统治者足够明智且应对有效，不但能够借治理危机而巩固权力，还可能为自己的形象赋予传奇色彩或奇迹性质，从而赢得依附性的自发承认和盲目崇拜，甚至导致造神运动。中国的历史证明，这块土地最容易孳生造神运动，依附性的国民和周期性的天灾人祸，为“魅力领袖”的替天行道提供了周期性的契机和资源；中国政治的最佳表现时期，大都依赖于“魅力型统治”的实施。

   这种难以根除对魅力救主的期望，与治乱交替的人治历史相适应，已经形成了中国式的封闭循环——昏君导致社会大乱而明主缔造天下大治，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有明主诞生，任何一次独裁政权内部的权力交替都能燃起新的希望之火：先是盼望新主人的顺利产生和大权独揽，接着就把改革的希望全部托付给新救主。而且，历经一次次希望破灭而仍然无怨无悔地翘首以盼。

   仅就中共掌权的五十年而言，1949年的大典被视为毛泽东奇迹，创造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奇迹；结束文革的改革开放和六四之后的92南巡，带来了走向物质小康的民族复兴，被称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奇迹；近年来的安渡亚洲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高增长，奠定了中国进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实力基础，被誉为“朱青天奇迹”。也就是说，中止文革灾难后的改革开放，让老百姓有饭吃的“小康”，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或“奇迹”。大陆媒体经常炒作“米袋子鼓起来，菜篮子满起来，储蓄卡涨起来，服装秀飘起来，小轿车飞起来”的小康盛世，“菜篮子”居然成为政府常抓不懈的“工程”，可见救主对小民的关怀之细致入微。既然天天“端起碗吃肉”就该满足，就该高呼“万岁”，才是良民的风范，而“放下碗骂娘”，就是刁民扮相或暴民坯子，起码是不够厚道。

   眼下，抗炎的初见成效自然就成了胡温奇迹的最初征兆，以“救助代替收容”就该高呼英明伟大，已经有很多媒体用“创造奇迹”的字眼了，胡温的施政细节也正在被神圣化，鞠躬让百姓喊出“胡哥挺住”，流泪让百姓祝愿“温兄走好”，铁面让百姓认定“仪姐无疫”，象当年的“小平你好”和“朱总不能走”一样，借助于现代或后现代的大众化世俗化的撒娇，表达的却是前现代的“魅力救主崇拜”，意在塑造出大危机面前的明君传奇，把十几亿人的未来福祗全部托付给中南海的几位新主人。让我想起文革时的样板戏“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而仰望救星赐予奇迹的民族，盼来的是什幺呢？

   尽管，有抗炎的初见成效，有收容遣送制的废除，有关于启动政改的种种传闻，但独裁制度的僵硬却没有丝毫松动。正如王俊秀先生《等共产党给民主的精英》一文中所言：“等共产党给你民主，看看等来了什幺？在这个号称新政的岁月里，我们等来了非典，等来了孙志刚之死，等来了孙大午被抄，等来了新青年被重判。”还有，通过抗炎时期的紧急立法来收紧言论尺度，连手机短信传播的信息，也可以“妖言惑众”入罪；连颇受民意好评的历史剧《走向共和》，在央视播出第一轮之后，也因“政治不正确”而被迫停播；中共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十几家媒体发出警告，发表《中国影视的七大恶心》的《新报》被取缔；在追查周正毅等人的腐败案的同时，为拆迁户作代理向周正毅要求公正补偿的郑恩宠律师，却以“涉嫌窃密”而被逮捕，对周正毅案进行追踪报道的最新一期《财经》杂志被迫停止发行。“不寐之夜”等多个民间网站被又一次整肃；还对民间社团进行雁过拔毛式的整肃，一下取缔了53家民间社团。而遭到港人的主流民意反对的23条，也正在特区政府的坚持下继续完成立法程序。新华社6月16日又有报道，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正式对电影《明日天涯》作出处罚，原因仅仅是该片违规参加今年法国戛纳电影节。而在以前，已经有多位优秀电影人受到过这类霸道整肃，著名演员兼导演姜文执导并主演的《鬼子来了》，虽获得了那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但在大陆仍然是禁片。还有贾樟柯、娄烨等新锐导演的影片，大部分被列入禁片之列。七·一前，献给党的颂歌的主旋律是再掀“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和吴邦国领导的修宪，主题都是“三个代表”。

   不知道这些眼睁睁的事实算不算“新政”，如果也算，那就该被辩护为“奇迹中的奇迹”了。

   2003年6月2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http://guancha.org(6/27/2003 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