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首富周正毅及中国银行高官刘金宝的金融腐败案，成为中外舆论关注的热点之一。海内外媒体对此解读，要么从私营资本积累的原罪出发，挖掘原罪背后的制度成因；要么着眼于金融系统的监管漏洞，警示潜在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要么专注于中共高层争斗，猜测此案背后的胡温体制与「上海帮」之间的龌龊，胡温上台后的第一次重拳反腐，便直指从来没有腐败大案曝光的江派老巢上海。一连串涉嫌经济犯罪的富豪逐个曝光，在胡温领导的抗炎初见成效之后，此案再次成为胡温政绩的最新标志。

   金融腐败吞噬公共资源

   然而，评论者很少论及：近些年愈演愈烈的金融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既不是倒霉的富豪，也不是落马的高官，而是无权无势的平民储户。富豪和高官的贪婪厚黑，通过不正当手段掠夺了大量本该使全民受益的公共资源，早就应该受到法律追究。即便在歧视私营经济的现行制度下，私营老板的财富原罪有其外部性原因，但他们在主观上罔顾道义的唯利是图，也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没有财产权、知情权、监督权、罢免权的弱势百姓，无法在权力化的市场上与强势权贵们竞争，对自己积攒的辛苦钱在金融腐败中的巨大损失，也无力讨回起码的补偿和公道。

   对百姓财产的最大侵害，无疑是违法违规贷款造成的银行坏账，正在以隐蔽的方式吞噬着百姓的未来。近几年，涉及到违法违规贷款的金融腐败案直线上升，从成克杰到王雪冰，从赖昌星到杨斌，这些腐败大案皆与金融犯罪高度相关。私营富豪大肆行贿，高官为富豪的非法融资大开方便之门，黑幕后的投桃报李所损害的，与其说是国家利益，不如说是公众利益。就眼下的周正毅等人的案子而言，据媒体初步披露的案情，周正毅在上海几大国有银行获得的贷款高达上百亿人民币，正在被审查的中国银行（香港）前总裁刘金宝一人，就涉嫌向周正毅发放违法违规贷款三十亿人民币，还有另一被追查的上海富豪钱某涉嫌问题贷款四十亿人民币。再如杨斌，他从多家银行骗取了至少七亿余元的贷款。最近中共财政部的例行检查，建行的问题资金高达一百亿人民币。

   银行不良资产是最大金融隐患

   银行不良资产的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隐患。前央行行长戴相龙承认：即便不算已经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坏账15688亿（现仅收回1360亿元），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仍然高达25.37%，为22898亿元。而据海内外专家的研究和业内人士的透露，实际不良资产比例高于50%。也就是说，靠国家信誉支撑的银行体系的支付链条极为脆弱，随时可能因突发挤兑而崩溃。另外，到二○○二年底，积极财政政策使国债余额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二○○二年GDP的25%。各地方政府也搞赤字繁荣，每一任新班子都要为了政绩而加大投资，银行贷款不够就行政集资，集资不够就挪用专用款项（如粮棉收购款、扶贫款、教育费甚至救灾款），积累起高达60000亿人民币的地方债务。加之失业者越来越多且日趋年轻化，退休年龄越来越小且人口老龄化，致使社保基金的缺口高达八万亿。

   显然，私营老板的违法违规贷款毕竟是银行坏账的小头，大头是政府对国企的优惠融资（贷款和股市）。根据二○○一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尽管企业资产的帐面值为126211亿元人民币，但负债率高达73.9%，为93271亿人民币，净资产仅剩下32940万亿人民币，其中的国企资产才9882亿人民币。但是，由于中共政权对私营经济的制度歧视，所以，被控以金融犯罪的人主要是私营老板，而很少见到国企法人因违规违法贷款和债台高筑而被追究法律责任。

   更恶劣的「合法腐败」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和经济政策，从来不会征得纳税人的同意，更没有国会的辩论和批准，只要政治局做出决策，人大的批准手续不过是橡皮图章而已。所以，无论是钜额财政赤字，还是优惠国企造成的金融黑洞，实际上都是比「非法腐败」更恶劣的「合法（恶法）腐败」。但是，如果按照现代政治文明的合法性常识来衡量，中国的政府预算和优惠国企就根本不具有合法性。而那些用于满足政权高层的个人意志偏好的政绩工程（江泽民的国家大剧院、李鹏的三峡工程和朱镕基的上海磁悬浮等等），那些用于镇压异见的钜额开支，连表面上走过场的恶法程序都可以省略！这些为了政权稳定及权贵利益而肆意挥霍社会财富的做法，在中国却具有无人敢于质疑的「合法性」，被挥霍的财富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经过层层转嫁，最终皆要由无权无势且忍辱负重的百姓承担。

   居民高储蓄的背后

   大陆媒体和御用经济学家不断欢呼中国经济的「双高」奇迹（宏观经济和居民收入的高增长），居民储蓄以每年上万亿的速度增长。今年二月初，媒体披露的银行存款接近十万亿，不到半年又直奔十一万亿了。然而，大陆媒体和经济专家很少论及：在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日益扩大和弱势群体受损加重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如此高的储蓄率？高储蓄可能导致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如何？实际上，大陆体制下的居民高储蓄是畸形的、病态的，与其说是百姓收入不断提高，不如说是民众的无奈。

   首先，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生存压力日益加大，绝大多数百姓把余钱存入银行，主要是为了应付未来的生存危机：子女上学、买房、就业、看病、养老等费用越来越高，而社会保障体制供给又严重不足，所以只能节衣缩食地自己积蓄。

   其次，高储蓄来自民间投资渠道过于窄小且风险极高。现在的民间投资渠道——非法集资和合法股市——都成了只进不出的吞金黑洞。权贵们设计的集资陷阱侵吞了大量民脂民膏。受骗百姓投入到集资陷阱中的钱，即便这类集资被曝光，因其属于非法集资或金融诈骗，也随着某些替罪羊的倒霉而无影无踪。从沉太福案到邓斌案再到新国大案等，受骗的百姓皆损失惨重。特别是，李鹏之子李小鹏被指直接参与的新国大非法集资案，高达五亿人民币的集资款，随着台商曹予飞被处决而完全蒸发掉。受害的集资者们为了讨回自己的本钱，在北京坚持数年的上访告状和示威游行，公开打出「李鹏还钱」的标语。但是，即便在李鹏已经下台的今天，他们仍然没有讨回起码的公道。而中国股市仅仅是国企圈钱和权贵们掠夺民间财富的投机场所。截至二○○二年，炒股的散户90%赔钱，遂使百姓再不敢轻易涉足，而只能把余钱存入相对保险的银行。再次，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被外国学者称之为「储蓄高烧」现象，说明了困扰大陆经济的内需不足，非但没有任何改观，反而日益加重。生存的巨大压力和投资的高风险，使民众宁愿把钱存入银行，也不愿消费和投资。

   透支国家未来的金融黑洞

   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金融隐患，金融系统和上市公司的作假比比皆是，银行坏账（50%）和国家的隐形债务（十六万亿），已经使整个国家沦为资不抵债的赤字中国，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变成「铁打的债务流水的官」。即便有十一万亿的居民储蓄，也无法弥补靠透支百姓资产和国家未来的债务黑洞。恶劣的经济环境和弊端丛生的金融系统，造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另类「损不足而奉有余」：一方面，是极少数有权有势的富豪们从银行获得钜额贷款，并把由此生出的钜额黑金大量转移出境（每年高达300-400亿美元）；另一方面，无权无势的百姓只能把养家糊口的微薄积蓄存入国家银行，世界第一的中国人口也造就了世界罕见的高储蓄率。这一进一出的资金流动所造成的巨大金融黑洞，除了恶性通货膨胀，再无其它解救之途。一旦发生恶性通胀，被洗劫的主要是百姓的存款，而那些暴富的极少数富豪们，其个人资产早已大量转移到海外。他们在国内做生意赚钱的资本，一靠权力，二靠瓜分剩余国有资产，三靠国有银行的贷款，四靠对民间财富的巧取豪夺。换言之，中国潜在的金融危机，最终皆要由无权无势的平民储户承担。政权及其权贵们就是在用透支百姓未来的方式，来维持高增长的政绩和膨胀家族的腰包。

   赤字的小康中国

   总之，执政党的自私和短视，为了当下政绩而肆意透支民众未来；独立的舆论监督和司法约束，深层弊端得不到及时的揭露和有效的矫正；国人的普遍麻木和正义感真空，更无法形成足以令政权动真格的民间压力。于是，在黑箱体制的封闭下，大面积的金融腐败，得到曝光的只有极少数，而大多数腐败行为及其深层弊端，却得不到及时的曝光和遏制，只能造成弊端的持续积累，越积累越难以有效消化，等于把防止危机爆发的责任无限期地推卸给未来。

   从毛时代的红色的贫困中国，到江时代的赤字的小康中国，权贵们坐吃山空，吃祖宗吃百姓吃后代吃未来，十多亿国人多年来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别说现在的将近十一万亿存款，就是再有一个十万亿，也不够特权集团侵吞和挥霍。

   二○○三年六月十六日于北京

   （《争鸣》2003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