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推行“屠夫经济”的时代，中国的工业化以难以想象的巨大综合社会成本换取了可观的成就。到1978年，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上升为49.40%。中国拥有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粗具规模的国营工商业体系、而且在军事上成为极少数拥有核威慑力的国家。与此同时，它也造就了庞大的城市职工大军。

   但是，由于大陆中国的工业化完全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脱节，特别是与市场化脱节，整个国民经济及城市职工畸形化。一方面，计划经济、重工业及其军事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造就了一个严重畸形的工业体系：大量投资被浪费，大量设备闲置或使用不足，生活用品的供应严重匮乏，工业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农民，不但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极不公平地承担了工业化的高昂成本。他们被户籍制度和集体化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以简陋的生产工具和极低的劳动效率，补贴着庞大的工业规模和城市人口。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市场化的境内竞争机制，公有制下的国企职工享受着铁饭碗和各种福利保障，所有者缺位所导致的效率低下，不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利益，因而也就不会对他们构成就业压力。他们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主要不是表现在工作上，而是表现为隐蔽的怠工、偷懒、损公肥私。效率的巨大损失，则转嫁给整个社会。这种分配格局，导致了他们在改革之初的保守或观望的暧昧态度。直到国企改革使效益低下的代价必须由他们自身来承担时，他们才产生了真正的危机感和越来越强烈的不满。

   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城市职工，由于在旧体制下相对于农民和知识界而言，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在经济收入上，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阶层。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使他们没有受损害的不公平感。社会地位上，他们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有着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残酷的政治身分歧视，也基本不会波及他们。所以在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没有进行之前，除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高通涨时期对物价飞涨的不满之外，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待遇，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其利益也没有受到真正的损失。而且，奖金还比以前多了些。所以，他们既没有知识界主体由“臭老九”到执政者的辅佐者的解放感，也没有私营业主先富起来的满足感，更没有二者的受尊敬的感觉。他们对于改革的态度一直不太明朗。只是在工人阶级的至高无上的“主人”地位被经济大潮所动摇、乃至淹没之时，他们才切实感到了在社会地位及荣誉感方面的、日甚一日的伤害。

   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企的大面积亏损使中共政权不堪重负，只能用甩包袱的办法，让大量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国营经济改革的深入，不仅使中、小型国企、就是有些大型国企，都陷入破产和被拍卖的悲惨命运。县、乡、镇一级的国企的关闭率高达95%，随之而来的是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对国企职工来说，失去了饭碗直接关系到看得到、摸得着的既得利益，显然比名义上的主人翁地位的损失更具毁灭性。同时，旧的由国家全包的福利保障制度的逐渐废除，而新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同步建立，更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研究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经济学家冯兰瑞，提供了一组数字：“九五”期间，城镇新增长的劳动力5,400万人，同期仅能安排3,800万人就业，尚有1,600万人失业。国有企业再产生1,500万至2,000万的失业大军，共计就有3,000多万人失去工作岗位。这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再加上现有的剩余劳动力有2.14亿人，只能消化7,700万人，尚有1.3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样一算，大陆失业人口高达27.78%。在失业补偿严重不足和社会保障极不完善的现存体制中，城市的3,000万失业者是国企改革的最大受害者。

   另外，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震惊的腐败。破产、负债的企业的法人们，却一个个脑满肥肠。“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触目皆是。那些自认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人，那些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捧着铁饭碗的人，却被党和国家一下子抛入没人管的近于绝望的境地。社会地位的急速下降，生活水平的相对大幅度下降，甚至朝不保夕，使他们突然失去了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平衡，爆发出对现行政权和现行秩序的强烈不满。

   于是，上访、请愿、游行等抗议活动，在全国的城市中愈演愈烈，正如农民的集体抗议事件在广大的农村迅速上升一样。仅2000年10月下旬以来至11月14日为止，大陆155个地区，共发生了8,150多宗游行、示威、请愿事件。与此同时，由于各级政府机构的合并和精简，这种抗议活动已经超出了工人和农民的阶层，扩大到被精简下来的党政干部群体。昔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在被迫下岗或失业的困境中，第一次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第一次彼此之间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觉。据报道有21个省（区）、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530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这是文革结束后，首次有众多党政机关干部走上街头。

   但是，由于中共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民间工会组织的存在，工人的权益又得不到法治的保障，他们的利益没有组织化和合法化的表达渠道，没有与厂方或政府进行平等谈判的权利，只能在忍无可忍之时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进行自发的、分散的请愿和抗议。而政府在应对这类以群体反抗为手段的利益诉求时，除了财政安抚和强制镇压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供有效使用的法律手段。所以，中共政权对愈演愈烈的群体性抗议事件的处理，皆为暂时的治标的权宜之计，而无法建立长远的治本制度。

   在对现存秩序强烈不满的意义上，城市的失业群体作为改革成本的仅次于农民的承受者，他们是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但是，从这个庞大群体的以往经验、利益诉求和改革理念上，他们又是大陆中国走向健全的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强大阻力。因为在改革之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与其他群体相比，都有很大的优势。同时，他们中的主体是从农民转化而来，既有着农民式的懦弱和自私，又有着不同于农民的对绝对平均主义的铁饭碗时代的记忆，他们在目前的卑贱境遇中，自然会与昔日的处境进行对比，因此更怀恋经济上吃大锅饭、生活上有免费的福利保障和政治上做名誉主人翁的毛泽东时代。而现在的改革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让那些仅占总人口不到5%的先富起来的权贵阶层和私营业主们，在私有化的旗帜下名正言顺地合法占有全社会80%的财富。而他们自己则是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的全部丧失。所以，他们宁可通过再一次“劫富济贫”的经济文革，来重新均分社会财富，也不愿意继续推进这种剥夺了他们的饭碗和社会地位的改革。他们宁可要陈胜、吴广和洪秀全，也不要瓦文萨和哈维尔。

   据中南社会调查所对武汉市民的入户问卷调查，40项热点话题中，民众最关心的话题，是如何惩治腐败。反腐败被排列成为第一热门话题，关注度高达85.4%，而对排在第二位的热门话题发展经济的关注度仅为56.7%，两者差距近30个百分点。零点调查公司对7省市农村居民的调查也显示，农村居民对反腐败的关注度也高达70%左右，但只有近38%的受访者对反腐败有信心。大多数都持保留态度。

   这种对反腐败的高度关注，说明了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但是，并不能说明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公正就是建立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在大陆中国民众的经历中，几乎没有受到过西方式的、以应得权利（天赋人权）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公正的恩惠，没有依靠私有制来保障个人财产的经验，没有尝到过利用市场竞争来积累个人财富的甜头，更没有用宪政民主来达成个人自由的体验。而只有通过“劫富济贫”和“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性分配来达到结果平等的经验。中国传统“劫富济贫”式的农民起义和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都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的绝对平均主义，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他们宁愿为了得到强权恩赐的绝对均分的一小份面包，为了回到集体主义的大锅饭而出让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不愿意为了得到平等的自由权利而暂时损失一片面包。

   更重要的是，中共伪造历史和强制意识形态灌输，使他们只有对分配上绝对平等的美好记忆，而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国有化让中国人付出的巨大代价（物质匮乏、政治恐怖、精神一律、人权毁灭）的悲惨记忆。这种由执政党精心制造的民族记忆的扭曲和空白，割断了真实的历史，扼杀了自省和汲取教训的机会，抹去可以升华民族精神的苦难历史，使中国人在整体上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其结果是：每一次大变革，都回到原来的起点；历史呈现出原地踏步的恶性循环。

   在此意义上，如果大陆的传统毛派和“新左派”能够赢得未来，最广大的下层群体正是他们的民意基础。2000年，话剧《切．格瓦拉》所造成的从春季到年底的持续轰动效应，似乎验证了新左派在大陆的未来变革中有着广泛的民意支持。该剧对为富不仁的资本主义的仇恨和对清教徒式的穷人革命的呼唤，对贫富不均的现状的抨击和对再一次平等分配财富的渴望，使革命理想又一次在物欲横流中闪光。

   然而，《切．格瓦拉》的轰动效应，并非全部来自其宣扬造反或革命的宗旨。它所依靠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炒作。作为近年走红的文坛新贵，他们已经很资产阶级了。第三轮首演结束后，他们还举办了一个奢华的酒会。贵宾是贺敬之、柯岩、魏巍等传统毛派。杯盏交觥之间，他们相互交流着对格瓦拉以及毛泽东的怀念，谈论着当下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横行、巨大的贫富差异和普遍的政治腐败，呼唤着进行再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可能性。他们高声呼喊革命的口号，赞美格瓦拉精神，显然只是看准了人们的精神饥渴，可以成为其票房的丰厚来源，而决不会象格瓦拉一样，去践行危险而艰难的革命。这种场面，又一次凸现了大陆知识界所奉行的猪哲学生存策略：理论与行为方式的乖谬。正如近年在大陆中国走红的“新左派”的主要成员中的一大半，一面呼吁大陆中国必须警惕、进而抗拒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阴谋，一面在资本主义的香港或美国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和充分的个人自由。他们的平民立场和民粹主义，只是煽动别人而已。他们自己决不会践行。

   在最需要社会公正和向专制强权挑战的道义勇气的大陆，如果没有公开对一党独裁说“不”的勇气，那么任何姿态皆是可疑加可耻的。在毛泽东的名字仍然作为“大救星”、而深植于大陆最广大民众的记忆之中时，怎样引导民众接受他们毫无经验的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怎样把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纳入渐进的理性的政治改革进程之中，而不是被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新老毛主义所利用，的确是对大陆的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各类精英的严峻考验。而自由与平等之间、经济效益和贫富不均之间的吊诡，在大陆语境中能否得到常识性的澄清，则是自由主义能否说服民众的启蒙关键。（2001年1月16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