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国内知识界出现了不同声音，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认为，正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扭曲作用，以及改革动力与共识都已经丧失，再往下改会面临动乱与失序的风险，所以他认为，中国目前不宜再“进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而应“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重建改革的动力”。孙教授的事实分析切中时弊，我完全同意，但对其结论不能认同。因为实在说来，中国已经进入转型的临界点，如箭在弦上，而且箭头上的火药引信已经点燃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停一退或一犹疑，中国就会内爆的。在这个临界点上，转型固然有成功与失败的可能，但不转型是不可能的。此非立足之地也。
   
   当然，孙教授讲的“修养生息”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案，并非不好，只是中国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其实，古人讲的“无为而治”是很高的境界，但它必须有规范的基础。比如，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一种无为而治，但它必须有市场的规范作为基础。此外，所谓“休养生息”必须在某种相对稳定的常态内施行，不可能在高压的状态中实行，更不能在“骑虎难下”或“火烧眉毛”的紧急状态中实现。同样，中国的政治过程以及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也必须有博弈的基本规范，否则就会导向军阀混战。
   
   无可否认，时下共产党面临着重大抉择，且无可逃避。长期以来，共产党把改革与发展说成是一回事，混淆概念，现在则不可能自欺欺人了。发展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故可持续性至为重要，但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新规范，非破即立，必以成败论之，而且不可能是旷日持久的。古今中外，凡旷日持久者，皆动乱也。中国的改革搞了二十七年，过程如此之长，无非是采取了“渐破”的路子，不过时至今日，该破的以及能破的，似乎都已经破得差不多了，惟有该立的东西还没有到位。换言之，以成败而论，中国的改革还没有成功，因为核心规范尚未建立起来。改革现在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这一脚可能踢得好，踢出一个好的规范来，但也可能踢得不好，踢出一个坏的规范来，但是却不能说，我不踢了或以后再踢，恐怕没有这个道理。

   
   严格说来，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都是发展观，而非改革观，故对当今改革没有什么指导意义。从改革观来看，谈“以人为本”不如谈“以法为本”，谈“科学”不如谈法律或依法治国。事实上，胡的这些发展观及其目标等，应该是后改革时代或转型后的事情，现在拿来讲，有超前取巧之嫌，若强制实行，非但效果南辕北辙，而且必遭其乱。不错，老百姓需要休养生息，社会最好有一段无为而治的时期，但是先要有个大经大法作为基础，并将社会行动者之博弈引人规范的轨道。
   
   用共产党的话说，改革必定从解放生产力开始，到确立新的生产关系的核心规范而结束，不可能久拖不决。事实上，新的规范早已呼之欲出，而所谓“转型” 无非就是堂而皇之地确而立之。和平转型就是和平确立之，成功转型就是成功确立之。而一日不能确立之，则社会不能安定，国无宁日。在我看来，改革的成功在于确立三权之规范，一是人权，二是物权，三是宪法权。人权的内容非常清楚，其地位在宪法中已确立。物权就是确立私有产权、私有财产之规范，承认并保护私有制。去年有些学者与极左派联手抗拒“物权法”的制定，做法堪称迂腐，因为这既挡不住中国私有化的浪潮，也无助于解决私有化过程的弊端，徒增当前无规范的社会成本，添乱而已。
   
   在基本的人权与物权得以保障的情况下，宪法的法统地位才有足够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撑，而司法独立，司法透明，司法程序的正义原则等，才能在宪法的法统之下得以确立，亦即跟着理顺关系。无奈这是中国的国情，回归宪法必须从人权与物权中绕道来实现。希望中国能尽快制定相应的“人权法”与“物权法”，从而导入宪政轨道。由此观之，改革最后临门一脚就是法制化的一脚，转型就是三权规范的确立，它并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矛盾与问题。它甚至不是以解决目前社会矛盾为目标的，而旨在造就一个解决矛盾的平台。在马克思的术语中，这个转型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或市民革命，无非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确立。但对老百姓而言，它仍然利大于弊，因为人、物、法三权规范也是老百姓维护自身权利的基础与条件，一切只能从这里出发。反过来说，没有这三权规范，你讲阶级斗争也好，讲自由民主也好，搞姓资姓社的争论也罢，就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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