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逝世是一个人的悲剧，但从赵紫阳的后事处理看，它又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悲剧。作古的人已去，故这不是死者的悲剧，而是生者的的闹剧，生生闹出来的一个悲剧。赵紫阳的后事让中国的领导人伤透脑筋，进退失据，好像死去的赵紫阳比活着的赵紫阳更具有威胁。说来说去，无非是活人的事情嘛。一部分人希望在对赵紫阳的哀思中，重新启动对“六四”的记忆，或达到重新评价“六四”的目的。而当权者则惊恐万状，生怕重新触动“六四”这根敏感神经，导致一场政治风暴。

   看起来，这又是一个中国的特殊国情，活人往往要靠死人，也就是说，一部分活人要靠死人的帮助才能达到合理的社会诉求，另一部分活人要靠压抑死人来达到反对变革的目的。周恩来的死导致“四五”天安门运动，终结了毛泽东的极左时代，开启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胡耀邦的死导致了“八九”民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的最高潮。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悲剧，在这样的条件下，活人不能受到正常活人的对待，死人也不能受到正常死人的对待，叫做“人不人，鬼不鬼”。这个社会从不把活人当活人开始，发展到不把死人当死人。难道不是吗？赵紫阳在世时，是政治工具，作古了也还是政治工具。这样的国度难道不是很可怕的吗？这样的没有人性的社会难道不是一场人间恶梦吗？

   赵紫阳被软禁了十五年，不但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连起码的公民权利与自由都没有。他的人权有没有人过问呢？怎么他一死就有那么多人想起来为他喊冤抱屈呢？有那么多的人觉得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有几个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的确，梁山泊的英雄不再，人心不古，宋江这种“傻子”在中国已经凤毛麟角了。这才有更多的“聪明人”等到人死了以后，才能“化悲痛为力量”。不可思议的是，对这一点起码的人性残存，当局还要进行压抑、打击。难道要把中国变成连“人死悲痛”都不存在的社会吗？兔死狐且悲，这样扭曲下去，人还是人吗？上个世纪，鲁迅讲“国将不国”的问题，我想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国将不国”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又面临着“人将不人”的问题。

   中国的领导阶层如此小气，让人看不起。赵紫阳不是民运的领袖，而是你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对改革开放以及共产党今天的执政能力与地位，都具有重大贡献。这样一个人物逝世了，共产党却不能给一个起码的尊重，或给一个实事求是的说法。赵紫阳活着的时候，对他如此刻薄，我不奇怪，但在他死了以后，还那么刻薄，让人不可思议。我不是对政治判断的不可思议，而是对人之为人的不可思议，对人性扭曲程度的不可思议。人类在不可逾越的死亡面前，应该感到渺小，感到生命无常，感到“千古英雄多少事”，感到“是非成败转头空”，可是这个领导阶层感到什么呢？这点起码的人性的表露都做不到了。只能表露权力的需求，表露此时此地的那一点政治利益的算计，让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这个体制下，活人活得窝囊，死人死得窝囊，英雄生不如死，好死不如赖活。赵紫阳的死结束了一个人的悲剧，但活着的人仍然上演着这个时代的悲剧。（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