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已到，去旧迎新，国内一派节日的气氛。民工要回家过年，城里人也要合家团聚，庆祝新春。应该说，过节人人都高兴，但总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高兴。在我看来，最高兴的是贪官污吏，最不高兴的是下岗职工与困难群众。有趣的是，对最高兴与最不高兴这两部分人而言，这个年节应该是平淡的。

   贪官污吏高兴，是因为又过了一个有惊无险的一年，尽管老百姓喊打的声音让人胆战心惊，但老百姓的雷声大，纪委的雨点小，所以贪官的队伍进一步壮大。对于这部分养尊处优的人而言，新年祝福早就变成现实了，叫做“心想事成，事事如意”。甚至心不想，事也成，因为拍马屁的人多得很，而且周到得很。这样一来，他们等于是天天在过年，节日宴席反不如家常菜可口了。所以他们过年，更想平淡。不是因为心性高远，气质淡泊，而是因为油水太多，日子过得太油腻了。

   下岗职工不高兴，是因为生活艰难，什么事也不成，再努力、再勤劳，还是一贫如洗，而且舅舅不疼，姥姥不爱。当然，这些老实巴交的老百姓不会想着造反，无非是过一年算一年，甚至过一天算一天。可以说，中国的国力在增加，勤劳不勇敢的劳苦大众也在增加。对于这些弱势者而言，最实在的新年祝福是，凑合着活，凑合着混。因此这个年节也是平淡的，不是因为他们继承了我党艰苦朴素的伟大传统，而是因为没有门路，没有油水。

   中国政治文化中，锦上添花多，雪里送炭少。为什么如此？我认为是官场劣质文化的延伸，中国不是缺少劫富济贫的文化心理，历史上看，为了弱势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也不少，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但总体上看是对弱势者歧视得多，同情的少。中共的官本位，是一个“祖孙结构”，一切都是爷爷上级与孙子下级，没有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上面的爷爷，自己是孙子，百般谄媚，极尽吹捧；对下级就反过来，自己是爷爷，专横跋扈，蛮不讲理。其他水平关系都是延伸关系，次要关系，叫做“姑表亲”关系。

   在这种官场文化中，大家都得到照应，我为上级，下级为我，当然上级也会照应下级。这个体制也不是全无道理，可以说，这是一种畸形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互惠结构。这种官场自肥的安排，独具匠心，高明就高明在，具体的事情都是为他人，但在整体上照顾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最近常听到“制度腐败”这个字眼。我的理解是，它就是这样一种体制，一个官员可以“不自私”地为上级服务，同时“廉洁地”享受官场腐败的果实，叫做廉洁腐败两不误，皆大欢喜。

   然而，这个体制唯一弱点是，那些没有下级的人，不好安排。换句话说，那些没有门路的平头百姓，必须要让他们甘心被奴役。一旦他们不愿意被如此奴役，这个统治中国的“祖孙结构”就要瓦解。因为最下级的官没有孙子可以颐指气使了，而只能一味受气当孙子了。那么他们就要心理不平衡，就要变革，甚至革命。在历史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结果是从权贵的“豪夺”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巧取”。

   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所需要的，亦即从“豪夺”体制向“巧取”体制转变。不要小看“豪夺”与“巧取”的区别。豪夺体制以权贵为本，导致“无能腐败”，能当官的多，能办事的少。巧取体制则以财产关系为本，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以资产阶级法权为本，这样一来，就是“有能腐败”，导致能办事的多，能当官的少。对勤劳不勇敢的劳苦大众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中共领导人说，党要管党，极其正确，但是管不住怎么办？领导人没有讲。其实有两个办法，一是让老百姓来管党，这就是民主监督，政务公开等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延伸；一是让法律来管党，叫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延伸。不过这样一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共产党，就应该调整一下定语名号，叫做渺小、谦卑、不正确的党，因为它必须与特殊利益为伍，不是代表这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就是代表另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这一条说清楚了，这个党就有救了。胡锦涛不是讲以人为本吗？我认为应该再进一步明确化，叫做以人权，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平等法权为本。一句话，中国需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5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