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事件，有大小之别。小事件无关紧要，很快会被人们遗忘，但大事件继往开来，成为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环节，故很难被人们所遗忘。我想，连战登陆，应该是大事件，正因为它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而这一意义只有在历史的宏观结构中才能显现出来。

   我们说，西方文明有两大先知，古代是耶稣基督，近代是林肯。同样，中华文明也有两大先知，古代是孔子，近代是孙中山。以古代论，耶稣与孔子分别为中西两大文明奠定了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以近代论，而林肯与孙中山则分别为这两大文明，指出了在现代条件下的发展道路，亦即：西方文明的现代出路是“民有、民治、民享”，中华文明的现代出路是“民生、民族、民主”。

   当然，无论西方“三民”，还是东方“三民”，都必须以民为本。但两者仍有不同，西方“三民”是空间结构上的“三位一体”，而东方“三民”是时间结构上的“三位一体”。前者失去空间性，就会解体，而后者失去时间性，也会解体。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早先或许被人们看做是一种政治口号或意识形态，恰恰是因为人们没有从时间性上来把握它。只有在历史的时间结构中，亦即从“民生”到“民族”，从“民族”到“民主”，这东方“三民”才能浑然一体。事实上，孙中山“三民”序列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现代化的逻辑序列，正在被一步步实现。

   不错，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文明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历经曲折，毛泽东穷折腾三十年，走了最大弯路。只有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中，中华文明才迷途知返，走上了坦途与正路，这就是回到孙中山指出的“民生”道路。共产党搞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两岸经济一体化等等，当然还有不少其他词汇，但都没有跳出孙中山先生说的“民生”这两个字。

   接下来，正是在“民生”的基础上，中华民族之共同体才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就是从“民生”到“民族”，如同水到渠成。换句话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蕴涵着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之路，亦即“民生－民族－民主”的历史系列。这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必然有三个学生。第一个学生是“民生”的学生，我想他应该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开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全面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但历史在不断前进，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必然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塑，以及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再生。而两岸关系的发展，说到底就是这个重塑与再生过程的历史际遇。当然，连战与宋楚瑜访问大陆，仅仅是第一步，但却是从“民生”到“民族”的大步骤，因此是大事件。

   我希望胡锦涛做孙中山的第二个学生，亦即孙中山“民族”学说的学生，起码他有这个机会。必须指出，孙中山的“民族”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不是义和团的假民族主义，真痞子作风。如果“民生”的归宿是“民族”，那么“民族”的归宿是什么呢？我想，“民族”的归宿就是“民主”。中华民族何以自处？向何处去？我想，总不会要走回头路，再去闹极左，因为台湾的老百姓不会答应，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也不会答应。在“民生”的道路上，海峡这一边出过一个败类，叫做毛泽东。在“民族”的道路上，海峡那一边也出了一个败类，叫做李登辉。这两个人都冒充过孙中山的学生，但实际上都是孙中山的叛徒。他们难以阻挡历史的车轮。

   我曾说“胡温新政”有两大败笔，一是中宣部胡闹，二是经济过热。但必须肯定，连战登陆是“胡温新政”的一大历史性突破，亦即把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从“民生”导入“民族”，推动两岸中国人的新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个觉醒的归宿就是“民主”，因为，觉醒的中华民族与专制主义无异于一种语义矛盾。一句话，孙中山是中华文明的近代先知，他说中华文明最终要复兴，但只能复兴于民主。孙中山先生还有第三个学生。抑或还有第三个叛徒？（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5-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