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理性活动有目标与手段两个方面。大多数情况下，手段比目标更重要。一个白痴也知道哪个女人漂亮，但只有情场上的高手才知道怎样讨她的喜欢。这个道理用到中国政治上就是，你提出一百个宏伟目标，不如拿出一个有效手段。四中全会的两个主题，一是加强执政能力，二是反腐败，都还停留在目标的层次上，老百姓耳熟能详，现在要看你能拿出什么手段来。

   这一条必须追究。报道的新措施出台，在我看来，都是些谨小慎微的小动作，没有大手段。不能说小动作没有帮助，比如多搞一点基层评议，当然有作用。但我认为，这些小动作太多，弊大于利。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一想，一个患有肠穿孔的病人，给他吃几片维生素、阿司匹林，不能说毫无作用，但这种“作用”可能反而害了他，因为他觉得可以不必去看医生了，可以不用开刀了。今天的腐败问题何止“穿孔”？在此情况下，与其治标不治本，干脆“标”也不要治了。

   列宁写过一本书，叫做《怎么办》，我认为中国应该开展一次征文比赛，而且重金奖励，题目就是“怎么办”。共产党里不是没有能人，也不是没有聪明人，但是缺少适当机制，让能人出头，让好办法实现。所以，胡锦涛主席讲提高执政能力、反腐败，第一要务就是要广开言路，实行言者无罪。在“一言堂”之下，最多只能提高“专制”能力，不能提高执政能力。

   什么是广开言路？无非两条。其一是让大家说话，特别是让知识分子说话。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最大的教训就是，思想观点的不同，不能靠压服来解决。邓小平过去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是要促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吗？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发展邓小平理论，承认：1、知识分子是政治文明的一部分；2、其思想理论是政治文明的第一要素。这个“第一生产力”不能畅所欲言，政治文明怎么发展？过去讲了不少“知识经济”，现在应该多讲一点“知识政治”。不要动不动就整人，不要怕学者教授讲话过头。孔子、孟子讲的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多数是“过头”的话。历史上凡是好整读书人的统治者，都是小人，这一条无一例外。为什么？因为他心地不光明，没有自信心。否则，为什么要怕知识分子讲话？

   其二，广开言路就是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常听有人讲“中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是行不通的”，这话并不错，但你照搬哪一套制度能行得通呢？中国照搬自己那一套就行得通吗？要是行得通，还需要提高执政能力吗？腐败应该早就解决了。开放的心态就是不预设立场，不先下结论。哪一套行得通，哪一套行不通，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还是邓小平的“猫论”比较高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一切都要摸索，一切都要借鉴，一切也都可以尝试。只有从善如流，兼收并蓄，才有可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出路来，所以不要搞画地自牢。(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2004-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