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事实上患了失语症。许多话想说，又说不出来，只好关门读书。真是自闭的日子、苦闷的日子。那时《读书》和《随笔》两刊成为许多人赖以维持呼吸的通气孔。起初摸笔写书评，感觉就象小儿学语。

    我承认自己有学术情结，也不妨说是野心。然而进入90年代后，不管愿不愿意，终究沦为学术圈的边缘人。现阶段中国，学术民主远远谈不上：相对于北京，成都肯定是边缘，我则是边缘之边缘。“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这是奇特而尴尬的经历。“象牙塔”中朋友提醒我，切莫醉心于那等浅薄、无聊的报纸文章；报社编副刊的朋友则好意劝告：鲁迅、林语堂辈大家写的小品也挺棒的。我试图在两种力量拉扯中取得平衡，却“仙佛茫茫两未成”。有时感到很是疲惫。
   有人说，李亚东因为勤奋，而与评书结缘。自问勤奋一半，缘分更属“啼笑因缘”。谁会以书评为自己的事业？按照东方人的智慧，“见道”第一义，知识第二义。程子抨击饱学者“玩物丧志”，陆象山批评朱熹“言不见道，枉费精神”。“女有色，书亦有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不是个别无知者的偏见，“乾坤误落腐儒手，但遣空言当汗马”，也非个别无病者的呻吟。如果说，“无聊读书”之说成立，则品评图书更属无聊，简直等而下之。朋友老威曾以玩笑口吻称我“报屁股学者”，我内心的隐痛如何说？除非早日改弦更张，这一苦楚可能会伴随我终身。
   何况，写了又怎么样？文章的功效从来难以评估，“书评何为”的问题我更不曾认真想过。但我还是有基本的清醒。现在有种看法：报上刊登书评乃是“文学副刊成年”的标志。窃以为就算副刊成年，并不意味中国的书评已经长大。尤其李某人那种文章，充其量“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而已。中肯地讲，它们好比“创可贴”，不能解决大问题。随着更多优秀者的进入，“廖化”被淘汰不过是早晚的事。基于自知之明，有段时间我确实写得比较少。当然仍保持了读报的习惯。每读到一篇漂亮的文章，忍不住要在朋友们面前提起；要不就打听作者是谁，怀着仰慕的心情企图结识。
   我不能昧了良心矫情。这几年，读书、评书使我在精神上重新站立。更重要的是，借此结交了一些极好的朋友。好朋友的标志是，他们经常批评你、鞭鞑你。朋友的存在使我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忘乎所以、快活如蚁，更使我在闹热、萧然的都市体尝到生命的乐趣。进而重振属于人的尊严，过一种富于历史感、有价值的生活。认识到这些，我感谢读书、感念书评。记得那次，针对朋友的批评我辩解：“不是读书，这几年我很难活出来。”经历战阵、饱受沧桑的朋友听了，竟半晌无语。
   
   1998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