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曾参加过一套先秦古籍的“白话今译”，说穿了，为挣几个钱。既这样，署名也就不在意。可最近在书店里发现那套书，一册《韩非子白话今译》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自己的名字。
   这让我很不自在。因为此书的“前言”也清楚地表明是另外两个先生的劳动。我就象小偷正在作案被曝光一样；何况，是怎样的小偷啊——正在翻捡别人后院里的垃圾！
   我得声明，我对韩非这人没有好感。韩非太阴险，一肚子坏点子。以前，人们老说韩非是法家所谓“集大成者”，商鞅之法，慎到之势，申不害之术在韩非这里交汇，实际上骨子里是不害一派。王元化先生正确地指出，“一部《韩非子》主要谈的是术，而不是法。”

   “术者，……人主之所执也”；醉心于“术”，必然是君权主义。韩非从君主本位立场出发，附会并曲解老子，由“道无双，故曰一”引出“明君贵独道之容”，公然鼓吹“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也就是独裁。他还为君权做宿命论的辩护，说什么“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没有不是的君主；至于历史上的尧舜禅让、汤武革命，在韩非看来是“乱后世之教者”，要不得。
   韩非本师从荀子，讲“性恶”，不过老师尚讲“化性起伪”，讲“君子”，而学生看人个个都是天生劣种，只配皮鞭侍候。鉴于此，他向君主献上条陈，力主“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更有甚者，认为人的恶劣情欲可以纵容、煽动起来加以利用。
   司马迁批评韩非，说“惨礉少恩”，主要指他对民众的态度。当时，墨家讲“兼爱”，儒家倡“仁义”，韩非大不以为然，发明了一种逻辑，说“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危也”，民众疾苦与“国家”之“治”如此势不两立，不能两全，怎么办？他的回答很干脆：“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你看！！
   我这样评说韩非，可能失却人们普遍看重的“辩证”与“客观”。我有时甚至突发异想：韩非的囚死，会不会是秦王政实践“请君入瓮”之术呢？抑或，是灭口，嫌《韩非子》一书泄露了君主专制主义的“天机”？这样一想，就悟到了他的结局，必然。
   
   
   199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