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所出的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上海远东出版社），收有一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披露了一起鲜为人知的学术公案：郭沫若《十批判书》大量抄袭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铁证如山。
    《先秦诸子系年》出版于三十年代中期，它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代有了全盘交代，同时发掘出史家公认难治的战国史的许多真相，堪称“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据杨树达日记载，陈寅恪先生曾私下对他讲，“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十批判书》是四十年代一部名著，意在用唯物史观说明先秦诸子思想与社会变动的关系。作者对于这部书很自负，在书的“后记”中自鸣得意地写道：“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随着著者的走红，此书确也博得了不少掌声和吹捧。

   郭、钱二著在考查对象、研究方法上无疑比较接近。虽然郭书晚出，如果是偶有“英雄所见略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常引证在学术上也是允许的。但不幸的是，情况比这糟糕。五十年代，钱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时在把《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一篇篇仔细对勘后，得出结论：“《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抄袭的痕迹却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有的地方并且抄袭得匆促而粗疏，如把《太平寰宇记》抄成《太平御览》。
   人们会问：《十批判书》的作者事先是否读过《系年》？是否属于学术上正当的引证？余英时告诉我们，非也。从书的“后记”提供的情况推断，《十批判书》的撰写在郭氏看了《系年》之后。郭还明明白白地对《系年》表示不屑。这么说，大概郭沫若自己也不肯承认他在引证。有趣的是，《十批判书》赞扬、引证、或驳斥的当代学者不止钱穆一人，对其他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郭氏一般都直接间接地点出他们的名字。惟独对于钱穆，若非“后记”弄巧成拙，《十批判书》的正文连一个字也没有字提到：“抄袭时固然不提，就是反驳时也故意隐去他名字”。余英时对此解释道：“这正是作者有意攘取《系年》的研究成果为己有的证据。他在后记中特别就公孙尼子的问题对《系年》故示不屑，这更是他有意掩饰此窃案的证据。”
   附带一提，余英时先生这篇洋洋洒洒的《互校记》最早发表于五十年代香港刊物，大陆普通读者无缘得睹。于是，将近四十年后，余氏把它收入自己纪念已故先师的文集，并为之写了两篇跋语，再次声明：“《十批判书》作者的攘窃，铁案如山，我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而且这一重公案至今仍不甚为世所知，让它再留传一次还是有意义的。”由此引出的教训，当然是王国维语重心长的一句话：
   “当知学问之事，无往而不当用其忠实也。”
   
    199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