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了吗？”已是遥远的寒暄。而在1959年末的顾准，他会郑重地告诉你，饥肠难捱，“顶不住”。听说南山粮多，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另，商城发生人相食，要公审。随后叹息：
   “活见鬼！人间何世！”

   1958年以后的三年，人祸天灾一齐来，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一场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作“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顾准的《商城日记》（1959．10—1960．1）可谓这一饥荒的同步记录：“麦黄以前，病了，肿了，走了”；同时出现的，是“厨房的秘密”、“大会堂式的现代化”、“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城市中心主义的建设，与自上而下的指标式的统计学，再加上沈万山式的领导良心，结论，苛政猛于虎。”
   谁没有求生本能？为了“不致成为饿殍”，顾准想尽一切办法搞东西吃，“卑微之感”时时向他袭来。“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等？”顾准自问自答：“不，没有。”高尔基尚且区分家雀与海燕，家雀也有家雀的权利，“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总之，“我要保存自己，我还要战斗。”
   保存与战斗同时进行。今天，人们说“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吴敬琏），日记支持这些结论。作为经济学家，饥饿中的顾准透视“糊口经济”，主张“改弦易辙”，建立“不仅不是吃饭不要钱，而是吃饭很贵，少一张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的“新制度”。作为思想家，顾准在“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生命力”时贬责“宗教情绪”：“吃饱的人易于激发宗教热情，只有我这个老油条除外”。当然，你可以指出，当时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尚不彻底，比如，他肯定“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崇高的感情，这是区分家雀与海燕的东西”，重要的在于，把它引导到更为健康的方面。
   “不彻底”，并非坏事。上海青年学者朱学勤有一段议论堪称知人之谈：顾准是以再理想不过的生活态度与工作精神来清算被毒化的理想主义，“如果没有那种健康的理想主义，顾准坚持不下来”。是的，“我没有沉沦”，要不然，又如何能有我们所见到的这部日记！
   ——该如何评价顾准的日记，自然有角度、轻重的不同。依我管见，无论就史料、思想价值还是就文笔而论，这部书都无愧于“史家之离骚”一类作品，说它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也不为过。最打动人的，是一种岁月永远难以抹去的信念：
   “历史要重写的。谎话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
   
    （《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