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乍寒还暖的秋季，有关“1957”的书籍象绽放的金菊燃烧着我的视野：《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九死一生》（戴煌）、《走向混沌》三部曲（从维熙）、《徐铸成回忆录》，还有“大右派”储安平的两卷本《文集》……面对这些，我没来由地想起刘禹锡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今又来”，却毫无豪迈与得意。抚今追昔，“1957”的意味让人思之不尽。
   “反右”是新中国历史上沉重的一页。那是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的滑铁卢，也许至今仍是许多人内心难以挥去的阴影。按照没心没肺的“统计学”分析，“右派分子”在全民中无非“一小撮”而已。不过，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研究者却得出结论：“1957年的夏天”不仅仅关系到右派分子及其家属。不祥的阴影拖得很长，比如：笼罩着“三年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人们心里都很明白：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为什么未能避免？同“反右派”、“反右倾”直接相关。“大跃进”中，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发言，说粮食亩产可达数万斤。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居然接受了。后来他解释说，起初对各地放的卫星不全相信，见“科学家”都那么讲就信以为真。……毛的话当然有推脱责任的成分。其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人们忘记了党外“右派分子”说真话、要民主的命运，最起码不会无视“党内”彭大将军说真话、为民请命沦为“右倾”的结局。没人敢说真话，这是致使灾害变得不可收拾的社会氛围。——另外，从更大范围考虑问题，戴煌在他的书中提出“反右”是文革“序幕”；我以为这一结论理当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令人遗憾、甚至难堪。但我们又怎能全然回避？1957年的夏天，因言论获罪的自然只是少数人，紧张和狂热则弥漫了古国每一寸天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如是写到：“一般地说，人民看来是全身心地赞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知识分子被从整个人民中孤立出来，挣扎着、惨叫着送上了祭坛。我们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声讨着、欢呼着，并没有想到跟自己会有什么干系。——但历史却这样叙述：1958、1959、1960三年，几千万不久前还在“愤怒声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民众（包括非民众），糊里糊涂就成为露野哀鸿。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悠悠苍天，百姓何辜？《圣经》上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面对这一切，我真想闭上眼睛，说“不！这决不是真的！”一阵凉意已袭遍我的全身。
   自“1957”起，“右派”在我们民族的整体苦难中承当得太多。因为这一点，在历史的是非早已判清之后的今天，回顾往事很容易引出自恋、愤世情绪，甚至损伤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理性、自审意识：过分偏爱某些“精英”，把他们视为上帝的“特选子民”，制造出众多“凤凰涅槃”的神话。我们当然非常关注“右派”群体，不仅因为他们漫长的炼狱生涯，更因为他们的整体水准。按照经济学原理：“劣币”驱赶“良币”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没有理由认为他们高人一等。大家都是现代社会的公民。就事实而言，“右派分子”未必全是民族精英。而从学理分析，把“精英”与“民众”分离开来、对立起来，有什么法理依据？无论表彰还是贬抑，在实践中都很有害。为了说清我的意思，不妨对照一件同样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事：“冷战”初起，“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这个被认为世界上最尊重个人自由和信奉天赋人权的国家猖獗一时：六百六十万公民受到审查，美国宪法和司法概念受到严重践踏。以至杜鲁门总统不得不直接出面，号召“所有的人，每一个热爱自己的国家和自由的美国人都应当挺身而出，制止这种可怕的事情。”杜鲁门解释：“当一个甚至没干过任何错事的美国人由于恐惧而被迫封闭自己的心扉缄口不言时，所有的美国人便都处于危险中。”
   ——我们什么时候老老实实承认：“不管人数很多还是个别人，也不管是平庸之徒还是优秀分子，只要有一个中国人因言论而获罪，则所有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就面临威胁。”我们什么时候形成这一“共识”？
   感谢关于“1957”的书籍，它唤醒了我们若干沉睡已久的记忆：“鸣放”初起时，人们被反复动员向党“提意见”。许多热情、单纯的年轻人感到欢欣鼓舞，以为宪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款从此要“兑现”。谁都不能忘记，1954年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另一些人反应有所不同。他们比较老成持重；提出“鸣放”可以，不过要有“铁券”才行。于是，得到了“言者无罪”的保证。……在我们“事后诸葛亮”看来，即就是“老成持重”者也未免轻信和幼稚：《宪法》失灵的地方，“铁券”顶个什么用？！
   由此该引出些什么教训？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切实树立、维护《宪法》的权威。《宪法》什么时候至高无上，“言论自由”就不只是书面文章。人们发表任何意见、思想，不分“左”和“右”，不管“正确”还是“错误”，事先都不会想到寻求“铁券”护身。《宪法》本身比任何东西管用。类似“1957”那样的灾难就可以制止或避免，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或许也可以避免。——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一个社会在发表思想上做出种种限制（比如：把言论的发表视同“行为”；又比如，超出《宪法》原则另外附加若干“原则”）……出现这些情况，表明该社会所谓“言论自由”不过纸上谈兵。半世纪以前，储安平曾下出如是断语：“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我承认他的话在理。尽管如此，对照中国发生的很多事实，我不能不产生疑惑：人们“守法护法”的热忱到哪里去了？莫非中国人真的很特殊、不需要什么“言论自由”？……想到这一层，我就感到异常沉重：万里悲秋、百年多病，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我们在历史之中创造着历史。在距离“1957”二十多年后，五十五万“流放者”总算归来。自“三中全会”以来，思想逐步解放，政策渐趋宽松，社会更加文明。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感到可以说些真话了，眼看着“言论自由”的精神一步步得到修复。对于一般青年，“1957”好比“天宝旧事”。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举例说：新任政府总理朱镕基，大家都知道他当过右派，可官方介绍他简历的文告却避而不提。再说我手头这本《储安平文集》：作者几篇素负盛名的文章以“存目”处理；其他地方，“此处文字有删节”字样频频出现。有人说，如今“放言无忌”的程度尚不及“反右”前“鸣放”时期。究竟怎么回事？莫非“江东子弟今犹在”？可否说尘埃尚未落定，“1957”象一道难解的题、至今困扰着人们？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关于“1957”的书对我如是诉说。当然它使我同时想到：仅仅因为这些，类似的书再出版一百本、一千本也还有必要。
   
   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