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梁晓声新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我敢说，对大多数人而言，读这本书不会让他有好心情。中国的翅膀虽已张开，却难以昂首追风逐云。它在扶摇滑翔，双翼的每一次扇动都很吃力。如果不是患有“功绩想象症”，这书只能带给他忧思。

   梁晓声以经济状况为标尺，将当代中国社会大体分为资产者、中产者、城市平民三个阶层，并穿插讨论了“买办”者，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农民，“黑社会”。我较注意的，是该书对于城市贫民的讨论。作者说，每个国家都有贫民，但并非每个国家都有贫民阶层。可是随着“下岗”制度的普遍施行，中国城市平民贫民化的阴影正一步步向我们靠近。梁晓声不无“耸人听闻”之嫌地指出：相当一部分平民之家，正岌岌可危地存在贫民的边缘；“最多再勉强支撑两年”。贫民一旦形成阶层，无论对国家对个人都非善事。
   我要提出：丧钟为谁而鸣？
   那些“存在贫民边缘”的城市平民首当其冲，这没有疑问。然而声波所及的，实在又不止他们。城郊农民听到了钟声的轰鸣。他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减少了。谁都知道，城市平民乃农民农副产品的最大消费者。他们的生活水准不升反降，农副产品的价格就涨无可涨。城市平民与城郊农民，可谓唇亡齿寒。
   中国的平民和农民，合起来是一个多大的数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广大的中国人的低消费标准，分明地拖拽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于是我们见到了所谓“卖难”、“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窘况。不管经济学家怎么称呼它，无非“卖不脱”。卖不脱因为“没钱买”。在当代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毕竟是“一小撮”。
   值此不好的年景，丧钟也为中国知识分子而鸣。中小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固然密不可分。水涨则船高，水落石即出。而对“相当一部分”大知识分子而言，“自救”一词并不那么适用。“如果没有国家的体恤和关爱，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堪设想。”他们会怎么样呢？“滚”向平民阶层，最终变成曾经知识化过的平民、甚至贫民？我们这个社会、民族失去的将是什么？┅┅┅没有人愿意考虑那么深久的问题。
    “他们的不幸是国家的责任，与我何干？”从中国当代中产者口中，我们经常听到这类冷冰冰的话语。这也许对，但有悖人道。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健全国家，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层的主要成分。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缺少这一至关重要的成分，它的阶层意识质量必然不高。梁晓声写道：“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好比大观园里的头等丫环忙里偷闲为情人匆匆赶做的一只绣花枕头。枕中物虽然簸过筛子，虽然熏香过，但主要依旧是荞麦皮”。 人心的“赤字”比国家财政赤字更险恶。因为这个，丧钟也在为中国中产阶层而轰鸣。
   威尔逊说：“除非正义施及他人，否则正义也不能独施与我”。正义、仁爱这些东西，说起来迂腐玄远，实际上沉沉甸甸，它构成了我们整幢人类文明大厦的根基。在“原始积累”的中国，这一根基分明微微摇动，如地震前大地的抖颤。一旦完全抛弃了伦理原则和起码的自尊觉悟，距离“率兽食人”还有多远？
   我们分明听到了丧钟轰鸣。
   丧钟为中国资产者阶层中的某些“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而鸣。“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进行权钱交易的最大市场。也是最容易将这一种遭世人普遍唾弃并深恶痛绝的勾当‘变通’为‘合法’行业的国家。”一个官员的腐败是腐败。一群官员的合伙腐败是“集体腐败”。他们使商业委身于权力，而使商业的行径近乎于“偷汉”；又使权力卖淫于金钱，而使权力行同暗娼。毛泽东当年有“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忧虑；邓小平生前有“要出事，就出在政权内部”的警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重而无基，能无弊乎？”
   丧钟将为他们而鸣。
   丧钟当为他们而鸣。
    丧钟也在某种“先富起来”的人心中鸣响。他们是一些“大人物”的子女。十几年来，他们利用权势，聚敛了巨大的家财私产。单纯从经济上说，他们不担心国家经济困难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然而他们缺少安全感。他们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祭畜，被政治高高拎起抛给民众以平息不满。他们将人民币兑成坚挺的美元储往国外银行，并常将一份几份外国护照放在随手可取的保险之处。他们处于不可名状的状态之中。
   梁晓声在书中记叙了他与一名北京出租汽车司机的交谈。司机道：“┅┅说到底，无非就是儿女们凭着老子的权力地位，轻而易举地捞个几百万几千万的事儿嘛。只要别太过分，只要别太肆无忌惮，只要别太贪，适可而止，只要今后别那样了，只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别弄得今天一批下岗的，明天一批失业的，人心惶惶，人人危机，对他们那点儿摆不上台面的破事儿，中国老百姓其实可以猫头鹰似的，睁只眼闭只眼，装成大傻帽，装成什么都没瞧在眼里的样子┅┅”
   梁晓声表示赞同，并向那些人“斗胆进言”：
   “┅┅其实你们是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地盘内悠然地做富人乃至富豪的。这可比在国外做富人或富豪更现实些。当然，唯一的前提是务必记取几个‘只要别’。否则，你们应该明白，猫头鹰是有两只环眼都瞪圆了的时候的。那时它就会发出尖利的叫声了。按迷信的说法，这隼禽一旦耸叫连声，便是不祥之兆了。真弄出什么双方都并不希望发生的事，对你们，对中国老百姓，就都不好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我赞同梁晓声的赞同。我们不愿看到某种事实发生。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生在这样的时代，忧患总是重重，存心岂敢高远？“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为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对当今的中国人，显得遥不可及也迂不可及。然而我们似也无须太短浅。想一想，我们几乎全部的行动和愿望都同别人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确实相互依存。“相互依托”而非“相互对立”，确乎是“阶层”而非“阶级”的时代特征。这样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明白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关怀和体恤一无所有的人们的存在；梁晓声指出，“最重要的是，它有能力”。
   丧钟为谁而鸣？
   ━━为我们每一个人。
   
    1998年4月27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