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谈道德？”有人会皱眉头：这不是“狗拿耗子”吗？年轻学者樊纲正以此为题，撰文主张经济学就其学科、职业而言是“道德中性”的，“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一定要讲，当属“不务正业”。
   我相信这里的“不务正业”没有太多贬义。樊纲的立论有其苦心，那就是谋求经济学自身更充分地发展。即便如此，把经济学家讲求道德的言论排斥在“正业”之外，理由并不充分。从事实来说，国外的经济学大家，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恩格斯，再到康芒斯、布坎南、福格尔等人，大多热衷讨论道德问题。国内亦然。四川文艺出版社不久前出的一套“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很有代表性。且看这组题目：《谈谈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汪丁丁），《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市场需要道德的支持》（茅于轼），《为什么市场经济还要讲道德？》、《高尚的帕累托佳境──谈谈经济学理想和道德理想的一致性》（盛洪），《经济学与道德行为》（张宇燕），《从拾金不昧的冷落看道德基础的重建》（张曙光）┅┅面对这些，我们不能不为经济学家的“忧愤深广”而暗暗惊讶。

   这几年，有一种较普遍的误解，以为“利”与“义”、市场与道德是对立的，“恶是社会发展的杠杆”，搞市场经济了还讲什么道德？针对这种情况，按说是专职“言利”的经济学家对于“言义”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着实耐人寻味。──是经济学家精力过于旺盛，还是道德与经济学确实有着难以拆解的缘分？
   “我觉得道德与效率的关系是人类、尤其是经济学家面临的一个重大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张宇燕直截了当地说，“在我看来，道德与效率似乎更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茅于轼明确提出，道德与市场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市场经济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我们一贯崇尚的那些道德理想，诸如“平等”、“自由”、“合作”、“守信”、“正义”、“利他主义”等等，不仅长远看蕴涵着巨大的社会经济财富，而且其中一些东西本身是市场经济能够存在的前提！就说“平等”：“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凡是人与人地位平等的社会才会产生并维持市场制度。相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虽然也有交换的发生，然而却维持不了市场制度”。──“要实行市场经济吗，请先保护人权和产权。”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一个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崇尚道德并非它们被称作“道德”，而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经济学家大多站在功利主义立场，主张“用经济分析给道德以标准和基础”，易言之“对伦理标准进行效率‘再判断’”。举个例：为什么说帮助穷人是美德？茅于轼回答：帮助穷人不仅是人类同情心的需要，也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原因”所使然。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高穷人的生产能力能够提高富人所拥有的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因而对富人同样有利。┅┅为此，传统的道德观在市场经济时代要作重大的调整。
   ──这是否“经济学帝国主义”？说实在的，那种以为经济学可以独霸天下的“狂想”不能让我们这些经济学“圈”外人愉快。庆幸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能够“走出经济学”，讨论问题时表现出弥足珍贵的宽宏眼光和人文情怀：
   在对市场的看法上，经济学家清醒地认为市场并非万能。“围绕市场规则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并不适合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利益与道德互相补充的更健全的社会的出现；
   在对学科的看法上，经济学家承认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解释一切。尽管经济学一直在仿效实证科学，并在形式化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仍旧“不能不说，经济学在其基础上就是不完美的”，就连“效率”一词也不具备绝对的意义。盛洪先生甚至提出，“经济学的真正魅力并不在于它是一门科学，而在于它不是科学”；“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我想，“经济学的人文精神”不一定也无须是所有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命题，不过它确实表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高屋建瓴的眼界和胸怀，透露出激励他们孜孜不倦探求经济学理想的道德力量。或许，我们可以对前述“狗拿耗子”的类比作点纠正，那就是：狗与猫不相干，而经济学家既是专家更是公民。作为专家，他们比普通人更有能力更有责任对经济、社会制度作出诊断；作为公民，他们同样有权就各种现象包括道德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谈论道德都不是“不务正业”；恰恰相反，“莫谈”或不谈反倒是一种真正的失职！基于此种认识，当世纪末虚无思潮盛行、向天理良心“说不”成时尚，就连许多人文知识分子都纷纷卸下武装、阿世媚俗的今天，倾听一下经济学家的声音是令人激动的：
   “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种被称作道德的东西，它高于经济学。”
   ──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