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很具体、很普通，却显得具有专业性。人们根据切身体验，感觉到“梭罗的森林，马克•吐温的河流，以及梅里维尔的海洋现在都正在受着攻击”。但在这个核弹、烟尘、污水的世界，要想更深入地认识环境，对污染的科学背景有所理解，就不能不求助专家了。
   读美国生态学名著《封闭的循环》一书，对我意味着学习新的东西。该书的立意非常显豁：二战后，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出现环境问题，根源在于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技术在为人类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也严格地污染了自身栖息的环境，并使生产体系空前受损。技术在经济上有功，在生态上造了孽。成本、代价未免太大，以至著者巴里•康芒纳博士不无刻薄地发出讥讽：“在大众的印象里，技术专家们被看是现代的魔术师，一种科学的魔术师。但是现在看来，他是一个比魔术师的徒弟还差的魔术师。”
   值得论及的是，现代技术除生态上失败以外，还存在一个它在科学基础上的相应失败。这就是还原论思想。本来，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无须、也不会包括在一个或几个专门学科中。那些触及人类生活的具体问题，很难如数进入大学图书目录有条不紊的分类之中。可惜“还原论趋向于使各种科学学科彼此孤立，并使所有的学科孤立于整个世界之外。”偏见阻碍了基础科学正视人类面临的诸多困扰。加上科学家由于太看重“意识的独立性”，总不免导向专业壁垒、专业矜持，于是他们对看来是“与已无关”的问题自觉规避。难怪，最后“科学变得太脱离这个世界的实际问题，而且不能很好地懂得这个世界所遭受到的威胁。”环境危机只不过其中显著的一例。

   于是问题提出来：一边是核电站经理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一边是母亲对她孩子健康的考虑，两者间谁有足够的智慧和权威来权衡、拍板？究竟谁是现代的所罗门——专家，还是公众？
   人们对物质实利的热情无可厚非。核电之类确实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福利。但那远不是问题的全部。福音的另一面是哀乐。正像康芒纳博士所鞭辟入里地分析的那样：没有什么科学理论能够在某个电力千瓦的数字和某个甲状癌病例数字之间，或者在某个玉米产量的数字与婴儿残疾之间作出指导性的选择。这是价值上的判断，它们并不取决于科学理论，而取决于我们赋予经济优越性和人类生活之上的价值。总之，这是道德的、社会和政治正义的问题。“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它们的决定权不在专家们手里，而是在人民和他们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手中。”
   强调“公共的裁判”，尚有一层相当重要的原因，即：公众事实上在为污染“付帐”。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由于无知而毫无怨言地容忍了。举个例子：一个城市里，火力发电厂不仅生产电力，现时大量生产着不如人意的东西：烟和煤烟、硫和氮的氧化物、二氧化碳以及各种各样的有机化合物等。“当一个发电站附近的工人，发现他们的洗衣费因为这个工厂烟囱排出的煤烟而增加了的时候，他们的工资也因而就下降了”。我们知道，公众支付的何止金钱。……
   无疑，环境危机是人类的生存危机。为了生存下去，公众必须行动起来。当然就操作而言，应追求在专家、公众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伙伴关系：一方面，公众向专家请教，可以使自己知道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专家也应主动跨越专业壁垒，向社会公众敞开胸怀。但是，如一旦发生冲突，则“社会公正与牺牲之争的平衡应由每一个公民来判断，而不是把它们留给专家们”。这是一个原则立场。《封闭的循环》进一步提出：“如果我们要生存，就必须用生态学的思想来指导经济和政治事务。”我觉得，此语含义颇深，值得一再吟味。
   
    199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