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作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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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监狱手记》(6-7)

(6)人圈 监仓跟猪圈一样,猪尚有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吃得好睡得香,养得鳔肥体壮,等待屠戮;而等待收审犯人的是遥遥无期的羁押,仅够活命的粗劣饭食,污浊拥挤的容身空间,随时面临殴打的恐惧,丝毫没有人格和尊严。所有的罪恶应该得到刑罚,在他们得到惩罚的时候,健康权、吃饭权、医疗权、放风权、休息权、阅读权绝不应该被剥夺。就人道待遇而言,所有的中国犯人都值得同情和悲悯,不管他们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 李敖说过,坐牢必有四失:时间、朋友、敌人和空间。昨天、今天和明天都被拷贝的一模一样,时间不被用来学习和创造,生命也就失去活着的价值;朋友关心着你,却被高墙隔断,有的朋友也对政治犯敬而远之,惟恐被无端牵连;政治犯的敌人不是私敌,而是庞大严密的制度,你被投进监狱,你的敌人就意味着暂时少了一个反抗者;空间就是六面水泥墙,时间久了,思维就围着局促的空间打转转,变得迟钝起来。台湾国民党的监牢跟大陆共产党的监牢,管制手法确实很相像,甚至连打饭洞的位置和大小,都丝毫不差。在李敖著作《快意恩仇录》,台湾早期“台独”领袖、时为台湾大学学生谢聪敏著作《台湾的黑狱——谈景美军法看守所》都有详尽记载。李敖跟国民党独斗几十年,斗死老子蒋介石,又斗儿子蒋经国,非常罕见。中国大陆许多人误读了李敖。李敖的价值,首在几十年公开反对国民党独裁恐怖统治不屈不挠的姿态;其次才是作为作家、政论家的李敖。今天中国大陆独独稀缺的,就是象李敖这样铮铮铁骨反独裁的斗士,李敖是所有求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囚禁日子,每天被开关钢板门、打饭、开关电视等标志事件,划分为几个段落。清晨6点,值班狱警拿着钥匙,哗啦啦依次打开监仓,时不时吆喝“起床,起床了。”听到开门声,头脚交错挤睡在一起的囚犯,从水泥地板上爬起来。每人身下垫一条所里配发的浅红色毛线毯,长2米、宽1.5米。将毯子折叠整齐,然后拿到水泥炕上,交给值日犯人。每个人都给自己的毯子做了记号,不会搞错的。然后,犯人拿着毛巾、口杯去厕所排队刷牙洗脸。当过兵的犯人,会被安排专门整理被毯。毯子靠墙叠码成高约50公分的一长溜被垛,外面用较新的毯子裹住,被垛捋得有棱有角。白天任何人都不得靠坐被垛,包括号长和狱头。每天的值班狱警都会叭在监视窗检查内务,然后评比,在喇叭里公布。洗刷完毕,全体犯人排成两排坐在过道,等待开早餐。其他人安定下来,值日犯人拿着撕下的一块毛线毯,屁股撅得高高的,张开两臂弯腰擦拭地板。随后,再将毛巾三折对叠,整齐地挂在钢条上。 半个小时左右,会听到叮叮哐哐的声音,外役犯人拖动竹箩筐、大水桶,顺着仓号送早餐、开水了。有饭票的犯人,可以用来买包子、馒头、油条、糯米团,其他人是没有早餐的。每天两顿的囚饭,每人一大勺劣质米饭,一勺水煮菜。劣质米饭里经常有老鼠屎、小石粒;汤菜里难得看见油花子。亲友直接把现金交给管伙食的狱警,然后由狱警兑换成等值的塑料饭票,隔几天发给犯人。午晚餐都会有加菜,只能用饭票买。加菜是伙房单独做的,油水很足,每份都有几大块连毛带皮白嘟嘟的肥猪肉,但是,营养、味道要比囚饭好多了。有时加餐也有烤鸭、烧鹅、烧鸡。一只烤鸭60元。在1994年前后,这几乎相当于内地中小城市一些人的月工资。这仅是监狱黑色经济的一部分。香味飘散在监仓,对那些面黄肌瘦,饥肠漉漉的犯人,确实诱惑很大。每个周末,加餐一次,所谓加餐就是一大块红烧肉,大者一两,小者半两,人人有份。外役犯人按人头配肉块,要多也就多那么几块。肉盆由号长端着分发,按犯人地位高低,肉块从大到小。为此,常常起争端。 其余时间,犯人要么靠墙坐着发呆,要么爬在水泥炕上写信,要么三五人围在一起玩扑克牌,自制的象棋、麻将。没有书可读的。日子每天如此重复。 犯人小团伙,是以“锅”为标志的,意为几个人饭菜混在一起围堆吃饭。每锅2—5人,主要由那些有饭票的人组成,也有以省籍老乡组成的。每锅就是一个利益体,实行“共产主义”,食品和用品,成员平等享用。即使一支香烟,也是轮流吸。锅里有成员受到欺负,其他人都会出手帮助,群殴都是这样引起的。每个监仓结成的“锅”,一般在3、4个,也就10多人,大多数人势单力薄。 收审所犯人,没有与亲友见面的权利;进出信件,全部通过管教检查,严禁涉及案情、监仓内情。半年以后,我才获准通信。关键字句,我用英文表示。管教问起什么意思,就随口编一个。大多数是外省籍人,都是流动打工者,在海南岛几乎都没有亲友。好多人关了几年,从来没有亲友送衣物用品,全靠掠骗新犯人的。管教会不定期叫出犯人了解动态,犯人一般都会隐瞒实情,担心遭受牢霸报复。牢霸找借口打人很容易,比如说你伸腿挡住了他上厕所的路,踹你几脚,打几拳。锅里其他成员,也会这样找借口出手。天天如此,日子就很难熬了。海南籍犯人,条件相对优越,财多势大。有时候大陆人结成一派,跟海南人群体殴斗。双方打红了眼,声音往往传出监仓被值班狱警听到,武警就会出动。从不问青红皂白,全仓犯人会挨个受到武警殴打。打架的犯人被拉出监仓,直挺挺扒在烫人的水泥地上,警棍、电棒齐下。只听见哭爹喊娘声,打人场面是不会被看见的。监狱常用这种野蛮手法警示全监所的犯人。然后拖到禁闭室关押。所里会不定期检查监仓,搜查危险物品,比如铁器,牙刷把磨制的凶器。如果查出,没有人会承认的,所有犯人都会受到竹片或者皮带殴打。 惩治女犯人,狱方更有绝招。那是全所犯人“观赏”露天节目的机会,难得一遇。7号监仓有个外号叫“六十万”的江苏籍犯人,系窝藏、销脏罪嫌疑,据说案值60万,外号由此而来。“六十万”老婆关在南侧的30号女仓,与7号仓遥遥相对。他老婆估计是打架被戴了脚镣,骂女管教,被拉出监仓。我们看见肥胖的中年女管教左右开弓煽她嘴巴,她大喊大叫,男管教上去用脚踹,然后拉到院子正中的喷泉台阶上示众,羞辱她;她被按跪在水泥地上暴晒,惩罚她。室外气温至少50℃。间隔一会,将她投进喷泉水池子,降温,拉上来继续暴晒。全监所犯人拿她逗乐。“六十万”扒在铁门上压着嗓子直叫“老婆,老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六十万”是个小老板,交人不淑,被盗窃犯老乡加害。他人很乐观,整天嘻嘻哈哈的。他喜欢唠叨:帮老乡处理旧货,自己没有赚一分钱,怎么会判他们夫妇。我给他分析,如果警方调查物品是老乡盗窃来的,你的销赃罪是铁定的,六十万案值会判得不轻。他消沉一两天,又恢复原样。收审所犯人普遍存有侥幸心理。他的亲友每月买饭票2000元,他让管教送几百给他老婆,然后扒在门上喊几声通知老婆。几个月,他吃得白白胖胖,肚皮大得吓人。牢头都顺着他,骗吃骗喝。他好在从不仗势欺人。每顿加菜,他会把汤菜倒给弱小的犯人;值班狱警给他偷带进整条香烟,他会挨个每人发一支。关了半年,夫妻双双逮捕,他大哭着走出仓门,被送往看守所去了。 监仓犯人拥挤,整天吵吵闹闹。只有在晚饭后,我才能静下心,凑着昏暗光线,读那本《英语900句》。我几次要求转到小仓,都没有被批准。关押久了,总想惹事。许多犯人靠打架、挨打来发泄。犯人听觉都特别敏锐,凭脚步声能判断出是哪个值班狱警;观察院子里鸟雀、老鼠神态,获悉院子里是否有人走动。 (7)“判你12年”

    7月下旬,营养严重不良,监仓温度达40℃,我全身开始浮肿。脸部、四臂、脚腕象充了气,紧绷晶亮;经常不见阳光,皮肤雪白;进来不久就剃了光头,头皮按上去象松软的面包一样没有弹性。身体接近极限,我必须为捍卫生命权做出努力,至于如何判决,已经不重要了。

    一次提审,我刚蹒跚挪出大门,陈晓琨迎过来搂住我的肩膀,笑着说:“不错啊,刘水,你白了胖了。”“是,我还活着!”。看见我胸前的道道伤痕,他们追问,你打架了。我回答是武警打的。他们让我撩起衣服,查看背上的伤疤,什么话都没有说。走进审讯室,我径直坐在犯人的水泥凳上。审讯依然追问我跟哪些人有来往?谁参与写作?准备把书发行给谁?我一口咬定自己一人写作,没有其他人参与,发行由香港出版社安排,我不参与。他们又拿出征订单,问我如何解释?我说,事先跟出版社约定,会反馈一部分书籍由我发行,具体怎么发行,还没有最后敲定。

    最出乎意料的,他们从案卷里抖落出一大堆资料,委实让我大吃一惊。我在89年演讲、游行的照片,中学、大学和89年坐牢的日记本,诗集《走上街头》,以及我跟臧克家的合影。不是担心泄露了什么秘密,而是这些东西都保留在甘肃家中,他们难道专程去了家中调查取证?我想起来,前几次审讯,他们多次问我家乡还保留什么物品,放在什么位置。他们逼问地非常详细,实在记不清楚了,我随口提到这些物品,保留在家中二楼的书柜和一只箱子里。他们又问书柜和箱子的样式和颜色,一下引起我的警觉,满口回答忘记了。

    我出狱返回家乡,才从父亲口中得知,原来海口公安局委托当地警方去了家里搜查,第一次被父亲拒绝了,后来市委出面,才拿到。这些物证对海口警方没有什么意义,并不构成给我定罪的证据。事后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对于我十分珍贵的日记本和照片,都被海口警方借口遗失了,没有归还我。但是,在这次提审中,他们不明就里总试图发现新线索,我没有兴趣回答。他们说我不老实交代,极为不配合他们破案,并且严厉告诉我,以他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最少判我12年。恐吓,虚弱的恐吓!我提出改善关押条件,享受与其他犯人同等的通信权利。李科长听到这里,怒气腾腾,用手指头戳着我的眼镜指责:“你父亲也是共产党老干部,怎么教育出你这个反革命儿子!你不老实交代,看我不关死你?”审讯中断。此后4个月,海口警方办案人员消失了,以前频繁的提审突然停顿下来,我确实很不习惯。我明白警方用黑狱的恶劣环境在惩罚我,并借此摧毁我的对抗防线。

    在中共的政治逻辑中,政治案——反革命——反共产党——颠覆政府颠覆国家,在这个政治逻辑里,就可以完全读出中共作为执政党,一党独大,党国一体的执政秘诀。所以,不同政见被中共假法律名义高度意识形态化,浓缩为一个法律名词“反革命罪”,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孽生,并且披上合法的外衣。这是中共执政45年,对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权利最大的奸污和戕害。因此,在处治那些所谓的“政治案”时,恶制度投影在执法机关的就是这样一副狰狞面目: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判你几年,就判你几年。恶制度催生恶法,恶法维护恶制度统治,二者都附着在恶魔的体内,它是人性最丑恶最卑鄙的集大成者,尽管这个恶魔是无形的,但它确实豢养了中共这个本质上反人民的政府。这样的制度性腐烂,倒是催生多党制、司法独立、公民社会等民主制度的天然养分。民心可以一时被强 1997年,刑法中的“反革命罪”改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实则换汤不换药。中共一贯有意模糊政府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将政府等同于国家,具有极大的蒙骗性。政府与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主权国家是以军队、外交、疆域作为载体的。军队、司法服务于国家和人民,政府只是一个在一定阶段行使管理国家的团体,政府权力源自人民授予,并将受到类似于国会这样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机构的监督,还将随时面临在野党的压力和竞争,国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间接权力的让渡。因此,在民主社会,政府就是被人民用来颠覆的,若政府不得民心,人民就用脚投票,推倒这个政府,再选一个预期更开明、公正、能力强的政府。选票,是上帝送给人民最有含金量的礼物。“颠覆”只是一种价值判断,个人在没有危害国家(而不是政府)利益的具体行为时,不应该受到法律惩处;在法律面前,任何言论并不构成定罪的证据(泄密、隐私除外)。白宫前面有一位女士,几十年驻扎在这里,天天高呼打倒美国政府,打倒克林顿,打倒布什。她代表了部分人的利益诉求,美国法律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她从来不用担心被抓去坐牢,即使是她个人的利益诉求,也受到尊重。再说,也没有看见哪届美国政府被她打倒推翻。如果一个政府能够被大多数人认可,那这个政府就是好政府。中共却不然,代表的恐怕只是6000万中共党员的利益,相对于14亿中国人,中共党员只是极少数人,那么,党外公民持反对意见,合情合理合天意。

    案子推进到这个程度,不是我可以左右的,我觉得自己就象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唯一可以选择的只是坚强地活下去,再重返广阔自由的原野驰骋。那个年代的律师是个摆设,他们的本质身份仍然是公职人员,跟司法系统是一体的。我原来的念头很简单,有律师在中间跑动,至少可以给我一些信息和便利。我心里非常明确,政府处理政治案件,向来都是从重从快,他们抛开法律条款,完全按照意识形态一套来任意定罪,就拿我写的两本书《六四事件大写真》和《海南黑社会纪实》,并没有超越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范畴。中共从1921年建党起,哪怕是对待党内异见者,就延续封建皇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蛮统治术。暴力建政后,严酷镇压政治异见人士,确实不足为奇。每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却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这是天赋人权。经历过恐惧的极度摧残和折磨之后,我依然活着,我将很坦然地活下去。

    直到12月初,陈晓琨、马凯两个年轻警官再来提审。让我意外的是,妻子亚男跟他们一起来探视。让我们在审讯室单独见面10分钟。亚男一下扑进我怀里,委屈得哭泣起来。我真的变得迟钝了,搂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吻了吻她沾着泪水的嘴唇。我催问她现在的生活,她答在朋友公司上班,她无数次来收审所看望我,都被拒绝了,带来的物品也拒收,说是公安局特别交代的。她去了10多次公安局要求见我,都被以案子正在调查中不允许见面落空,公安局也禁止律师介入。妻子告诉我,外面的朋友很关注,《海口晚报》以反面案例报道了我,据律师朋友说,没有造成直接后果,结果会比较乐观。她拿出500元现金塞给我,说是崔青海让她带给我的。听到崔很安全,坠在我心头半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我让亚男赶快回家乡去,一个人在海口太艰难了。她答应等我有结果她才离开海口。让22岁的她承受那么多苦难,我心里非常愧疚。宪法赋予公民自由写作、出版权利,我本来就没有罪。

    亚男获准探望我,并且是办案警察带来的。虽然闪过念头觉得哪里不正常,但让见面的惊喜冲淡了。陈晓琨、马凯随意跟我聊起来,他们俩一直对我很客气。这次终于有机会问起我过去的经历。突然,陈晓琨问我:“如果现在释放你,你有什么打算?”太突兀了,我真没有想过。“你会继续留在海口吗?你太紧张了!” 马凯接着问。

    十多分钟以前的4个月,我被警告会判刑12年。恶魔整整折磨了我半年,怎么可能一下信任对方的话。他们今天的做法,让我猜不透警方意欲何为?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无罪,但我领教过这个制度太多的丑陋、言而无信和对法律的亵渎,他们完全可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你定罪。第一次坐牢,如果说组织“兰高联”,冲击省委、公安局,上京参加绝食,还有事实根据的话,警方伙同校保卫处捏造了许多可笑的证据,包括我们私自骑同学的自行车参加游行,借足球不归还等等都成为罪证。终于把我们投进监狱,开除学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不管怎样,能见到妻子,总是好的征兆。警方的意图我不再花心思猜测了,想多了没有用。我打定主意,好好活下去。此后,妻子获准给我送衣物、信封信纸、买饭票,但是我让送的书籍,一直没有收到。她有时在衣缝里夹藏小纸条,或将字直接写在衣服里子,虽然几个字,很受安慰。我通信仍然受到限制。

   (小说《监狱手记》(6-7)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奸,但是人民追求自由的天性并不会因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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