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冤：偷生日记 ●刘清之

偷生日记 ●刘清之
1998年12月28日读《水浒的灾难》
   　　这篇文章（《读书》12期）面对眼下的“水浒热”公开宣布：《水浒》是一部坏书。作
   者对几十年来的“革命论”大张挞伐。谴责了始作俑者吴趼人和陈独秀，顺便也小心翼翼地烧了一下后来的伟大领袖。文章否定“农民革命”之说，首先分析了一百零八将的成分，说他们：“没有一个是地道农民”；行动呢，更说不上什么“革命”，只不过是一伙纯粹为了“金砖”而烧杀掳虐的“好乱之徒”罢了。又引了许多金圣叹封杀此书的判词，尤其谴责宋江罪魁祸首的作用。说他以“忠义”之名欺骗了一百零七将，而后世的好乱之徒们又用这“忠义”反过来美化他。其实他们既无一点忠亦无一点义。现在这些掀起“水浒热”的人，“他们都是后世的好乱之徒”。
   　　这个提法还是算比较惹眼的，文章用了继批判义和团以来最为激烈的措辞，从宋江的
   “替天行道”，一直批到“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有理”，很有煽动性。
   　　这才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水浒》是张什么皮？如此多灾多难？如此让古今“
   配合中心工作”的时论家垂青？金圣叹骂《水浒》，我想，可能是认刚入主的满族为乱臣贼子篡位而指桑骂槐；陈独秀、毛泽东夸《水浒》，是因为那时正被人骂作匪，建国之后也不便立即就改口；“文革”中“四人帮”骂《水浒》，据说是想批“现代大儒”周恩来，生怕红卫兵造反不彻底；“文革”后“四人帮”落马，《水浒》顺便得平反；现在又批它，大概是嫌谁在“不安定”，在“发杂音”吧？著名作家邵燕祥语出惊人：“一直都称‘革命群众’的嘛，怎么一下变成了‘车匪路霸’？”反正，要造反，被人骂作匪时，梁山自是好汉；轮到骂别人为匪，要稳定时，宋江当然就成了蟊贼。《水浒》，一张皮也。
   　　梁山人爱杀人，似乎的确有点乱杀人，但给人的总体印象还是杀坏官府的人、杀强人恶人。李逵劫法场、武松血溅鸳鸯楼、大闹飞云浦确也有“杀得兴起，犹如砍瓜切菜”，滥杀无辜、野性太浓之嫌。但，凡看过《水浒》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主流，至多算个“防卫过当”罢了。一般都是官逼在前，民反在后；先被恶人置之死地而后快在前，铤而走险怒杀恶人而后生在后。王静、林冲、解珍、解宝……这些人的冤屈当作典型看，而不应当按书中比例去计算。高俅、毛太公、曾头市、祝家庄……这些恶势力想来亦属寻常。官民矛盾、霸民矛盾普遍而尖锐，大至宋江、方腊，小至剪径的李鬼，遍地都是，即为明证。象林冲者流，被人逼到那步田地还不杀人，还要去求助于什么“王法”，是不是反而有点既“不懂法”且不通人性？手中玩着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那时的官，以及养尊处优的现代书呆子，是没有资格谴责林冲之流不遵法的，他要打要杀的就是你这个混帐法！往天看罗清河的《方脑壳演义》，专写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期，“刁民”们行偷鸡摸狗诈骗之事。抽象的护法者们当然看不顺眼，当然觉得“别人再无义，我也不能无礼”，应该守法，应该依法办事。这是因为这些小白脸们从来就没有连树皮草根都吃尽的经历，根本没法体会那是一种什么日子，生人啃死人肉是什么景象。在这种前提下讲王法，讲规矩，连毛泽东都不屑。《封神演义》中有个“闻太师”，《悲惨世界》中有个“沙威”，一脸的护法庄严，其实不过助纣为虐罢了。本文作者不去找高俅、童贯出气，却来寻李逵、武松擦痒；不敢找发动、领导“文革”的人算帐，却来骂红卫兵野蛮恐怖，骂四类分子保命拼命。这“理论”岂是一句“欺软怕硬”了得。　
    2000年3月4日关于“减负”
   近年教育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减负”。本来，这话一直就有人说，说归说，听归听，大家还是各行其是。往天，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杀了母亲，报上不说忤逆子杀母，不说儿杀母，而大书特书“学生杀母”，于是把减负的闹剧演得怒潮澎湃、有声有色，连我们敬爱的总书也声泪俱下地写了批评教育界的信。而教育界的罪魁当然不可能是大大小小的决策人，肯定也不可能是学生及其家长，挨炮火的自然就剩下站讲台、布置作业的人了。我辈自知罪孽深重，埋头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的同时，心里也真盼着减负成功，少上课少改作业，多溜达多拿钱，早日由温饱进入小康。
   　　过了许多日子，从报纸上倒是不断传来减负大获全胜的捷报，可我们的教学生活却仍然与慈悲的教育部对着干。不叫减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耍星期六，每天按老传统上七节课。自减负以来，增为八节，周末上半天课，高三的夜自习增加一个小时，连星期天都不准休息。一打听外边各地名校经验，我期，而且现在仍然纹丝不动。看来好学校，好教书匠就是有工作狂，耍不住，仇恨减负。
   　　再说另一“负”学费。我辈两元钱读一学期的“穷过度”干法当然不能提了，那时是原始“社会主义”，而现在是豪华型“有特色的”，你一提，人家说你忆甜思苦。就说说大叫减负之前吧，几年来，一个高中生的学杂费从三四百一期直涨到今年的八百多。学生、家长、社会指着教师鼻子骂，可教师也不知哪来的这么多项目，用往何处，或明知有车匪路霸搭了车也不敢说。大学就更“超导”了，前一届我的学生上重点，一年交一千多点，接下来是四千左右，今年一路飙升到五六千、六七千，如果还有点什么特殊要求，可以收到五六万。报上的“理论”说，还要“每年递增”。因为据说老百姓存款有六万多个亿，增收费用可以“带动内需，搞活经济”。我曾有个学生姓何，住校，一周生活费仅两毛钱。米从家中背来，一年四季只吃床下罐子里的泡菜，常吃得流鼻血，那两角钱不到万不得已不敢用。还有个姓王的，独自一人进原始森林打笋子，然后蹬个破自行车跑几百里把笋子驮到成都荷花池卖，以凑学费。比他们景况好不了多少的这类学生，班上就有四五个(老板却一个也没有)，他们家存了几个亿可想而知。
   　　今晨，从初中一年级教室门前过，听见学童们齐诵数学定义：“减负等于加正。”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
    2000年4月27日罚唱国歌
   　　高一五班有个不学好的学生叫任涛，多次阴阳怪气逗我班女生杨某，杨告到我这里。我把任叫来审问，看他一副乡坝佬相，并无什么街痞流气，承认错误也很诚恳，心中甚疑，放了他。打听他的同寝室学生兰进，一听，把我逗乐了。说是任涛远住山乡，家境贫寒，初来时的确老好。可有一次学友数人逛河堤，撞上一伙街痞，街痞们欺负他们的方式很别致，罚他们列队举手齐唱国歌。不唱，或唱不好就打。要命是最后一句：自那以后，任涛由萎靡不振转而常搞恶作剧。
   　　我一想到这事就忍不住笑，赶紧讲给同事们听，哪知反而被一同事耻笑，说我久泡书斋，不懂县情，少所见而多所怪也，街皮罚唱国歌的事早不新鲜，东方公园热闹处时有发生。
   　　我怀惭而归，忍住笑仔细想，这些街痞们的心理实在值得分析。打一顿吧，太简单，何况对方的冒犯程度还没达到该打的地步；辱骂一顿吧，觉得既费口水又不新鲜，看来罚唱歌有趣。罚唱什么呢？罚他们爱听爱唱的“黄歌”吧，他们舍不得“亵渎”。想呀想，于是拿他们认为最没味、可能在校时觉得倍受折磨、心有余寒的国歌来报复“小弟弟小妹妹们”。在他们心中，唱国歌绝对比挨骂，甚至比挨打更恼火，更侮辱人。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曾被比他们更老的一批街皮罚唱过国歌，这次也只是报复而已。不管怎么说，这玩笑也开得实在太刻薄、太恶毒了，是不是？但又不得不承认的确有点儿艺术性，比赵本山的全部小品和冯巩、牛群的油嘴滑舌更黑、更幽默。
   　　回头再说任涛也奇怪。按理说这种事对学生不应形成什么“污辱”，更不应该成为他从此走向堕落的转折点。他应该是越唱越自豪，越唱越精神，唱完归来之后红光满面，从此更加健康豁达才顺理成章。可怜他不能用多年受的意识形态教育来捍卫自己的心灵，而居然对那些壮烈的歌词，豪迈的旋律麻木不仁，有权不用，却一心只计较“被人强迫”这点身外小事，让这小事凝聚、发酵成不可克服的焦虑，最终落得身心两损，蔫头蔫脑的。加之他性格内向，恶气得不到发泄，于是转而对他人施行恶作剧、报复，成了个不成军器的家伙。（听说后来终于退了学。）他会不会也去罚别人唱国歌呢？不敢想。
   　　这事的一方可恶，一方可怜，一个学生就这么夭折了，不能不叫人唏嘘再三。进而想到我们神圣的国歌，伟大的国体，完美的教育受到如此亵渎与戏弄，作为子民，我悲愤不已。
    2000年4月20日读《汉语史稿》打岔
   　　今天，文字学里的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必须求助于音韵学，于是去复习王力的《汉语史稿》。这是他的力作，十年前读时曾获益非浅，可这回刚读完绪论思想就发了岔，他的时代政治语太让人受不了。一句一个斯大林，斯大林简直成了串。两句一个马列主义指导一切，汉语史成了《联共布党史》。只要一提到高本汉，前边必须加个“资产阶级语言学家”，讨厌之极！
   　前一向读陈寅恪、唐兰，就没有这种混帐话。我在书上批道：“刚读陈寅恪、唐兰之后来读王力，如告别处士来听党卫军训话。”这种“假积极”话，绪论之后进入专业话题虽很少了，但仍不时出现。或许，他本身就信苏俄那一套，不是假积极，相信汉语言学必须接受苏俄语言学的指导才有出路。中国几十年来受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流毒甚深，语言学方面所受的灾害不亚于政治、经济方面，在这点上，我认为王力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当然，也可能他根本就不信，只是时风叫他做这种姿态罢了。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证明了他的局限性。
   　　相反，同是大学者的陈寅恪就卓尔不群，在拒绝周恩来请他出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的信中，他明说：搞研究不要裰饕澹膊灰砹兄饕濉Ｒ懒⑺伎迹杂裳芯俊Ｓ置魉担难?究生不能是党团员。那信写得傲骨铮铮，叫人替他捏一把汗。不管他说得对不对，敢如此说，就真不得了。现在，有些风把胡风吹过了头，实际上，胡风没有公开说过一个顶撞毛圣的字（最凶的一句就是不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背着说的“其实处处有生活”），相反，他发表的长诗《毛泽东》写得肉麻之致。另一巨人梁漱溟，站在政协台上不下来，“今天一定要考验一下主席和执政党有没有这个听我说完的雅量”，但总给人一个“特别像比干”的印象，象陈先生那样的话是绝对不敢说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独立精神终不如陈先生。也有一类人如唐兰、钱钟书，学问做得纯之又纯，表面上不问政治，实际上不知抵抗了多少政治骚扰胁迫，才保存了这份清醇，其难能可贵在彼时彼地也是可想而知的。至于想到学问政治一齐上的郭沫若，恐怕王力也只有佩服的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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