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載，目前流亡美國的中國作家貝嶺，連同索因卡與魯西迪等異議作家，看上了台灣社會「自由自在」的特點，想要來台與相關單位推動一個「流亡作家城市避難計劃」，讓各國流亡作家有機會可以交流互動，他的理由很「經典」，值得引用來增添一下我們島人的「虛榮心」，他說：「大陸自在，但不自由；美國自由，但不自在，只有在台灣，可以感覺到自由又自在的氣息」（《自由時報》，三月十七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貝嶺在美國還創辦了中國獨立筆會中心，讓世界各地華人與流亡作家參與，這在每個國家只能設立一個筆會的國際筆會規章中可謂特例。雖然這只是一則小小的消息，絕對不會引起眾人的討論，但不知為何卻讓我沈吟良久。 　

   關於「流亡作家」與「流亡文學」，其實對於台灣文學史而言，根本就是一種「慣例」，因為台灣這提供各個時代流亡者避居的島嶼，不知道已經收容過多少各式各樣的流亡作家與文學。從晚明流寓來台的沈光文，到鄭成功為反清復明帶來的朱術桂、陳永華等亡國遺臣，再到一九四九年後國民黨為了反共復國帶來的作家。如果再算上清朝那些遊宦文人，與日本殖民時代的日人作家，那麼暫住過台灣的人就更多了。現在，以「自由自在」之名，我們即將又要讓各國流亡作家來參訪，雖只是暫時性的停駐，而且時空也已轉變，但這種「史不絕書」的流亡文學史，令人恍然有「永劫回歸」的感觸。 　我想，貝嶺的讚美之言，之所以並不讓人覺得愉悅，在於所謂流亡者從來都不是自願來到此地，他們總是帶有一種憾恨，他們更企盼的是回到原鄉，擁抱故鄉的親人與土地，這原也是人情之常。但貝嶺恐怕並不知道，他所看重的台灣社會這種「自由自在」的特質，其實是一種「流亡島嶼」的幻影。從歷史上看，因為無法拒絕、或者也沒有勇氣拒絕任何的外來者，於是就養成了一種與之圖存的苟且心態，說好聽是包容，說難聽一些就是怯懦。 　

   但我絕不是反對收容流亡者，畢竟台灣的歷史證明了，這個海島注定要藉著收容各地的流亡者來壯大、恢弘她的文化。當歲月悠悠而過，我們似乎也該領悟故鄉的真諦，因為「日久他鄉變故鄉」，有多少移民成為住民，恰如候鳥終成留鳥，這大抵是台灣經驗的輪迴。流亡者的經驗何嘗不是台灣經驗的重要部份，閱讀他們除了是了解自我成長歷程中的重要關鍵，我們也找到認識台灣經驗特殊性的一把鑰匙。 　只是猶不免感嘆，專事收容流亡作家，讓他鄉成為故鄉的台灣這個母親一般的島嶼，有誰會收容她的問題，為她也展現一種仗義相助的義氣，停止她流亡一般的命運。或者，連我們自己這流亡者、移民者的後代也已對此無動於衷？當「台灣筆會」在「一中問題」下無法被國際筆會承認，貝嶺的中國獨立筆會能否代為仗義直言？當台灣啤酒在中國被迫改用「TTL」為商標才能上市，我們卻暢快喝著青島啤酒、燕京啤酒，沒有人感到異樣。當世界衛生組織（WHO）因為顧忌中國，以「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為由，不願意提供肺炎疫情通報，我們會有誰來助言？當在自己的土地上舉辦球賽，卻因為所謂「國際慣例」（實為台灣特設），而不准觀眾揮舞自己的國旗，卻沒有人覺得憤怒。這些是老問題，也是新問題，但恐怕多數人也已經麻木。是的，只要神經麻木一點，馬照跑，舞照跳，偶爾記起就抱怨一下執政黨無能，就像收容流亡者一樣，我們也收容並嚥下了所有的問題。 　

   一九三一年賴和就在一篇名為〈隨筆〉的文章中預見了這種性格：「覺得我們島人，真有一個被評定的共通性，受到強權者的凌虐，總不忍摒棄這弱小的生命，正正堂堂，和他對抗，所謂文人者，藉了文字，發表一點牢騷，就已滿足，一般的人士，不能借文字來洩憤，只在暗地裡咒詛，也就舒暢，天大的怨憤，海樣的冤恨，是這樣容易消亡」。 　就因為這樣自由自在（或無痛無感？）的性格，會不會在日後發生這樣的情形：自來台灣都是收容流亡作家的處所，也讓流亡作家生根。但會不會有一天台灣作家倒要流亡異地，那時誰要來收容台灣流亡作家呢？這個詭異的奇想讓我不自覺地打起冷噤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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