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冤：寻找鲁连 ----邓垦

寻找鲁连 ----邓垦

   二十年不知鲁连下落了!
   1979年3月5日，成都第一份民刊《野草》上街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3月24日，一篇重量级的稿件《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寄到了《野草》编辑部，作者署名鲁连。
   鲁连，何许人也？编辑部同仁都不知道。来稿信封上无寄信地址，稿页内无真姓实名。大家猜想，“鲁连”乃笔名无误，而且恐怕还相当崇拜鲁迅。
   来稿就“不能发表的思想和意见，既然分散在孤独的个人的头脑中，便只能落得悄悄消失的命运，或者作为群众情绪模模糊糊地存在着，无法形成一种力量”的现状，鲜明地提出“人民必须拥有出版的权利，以表达自已的意见和愿望”，“现代国家无不把‘出版自由’的条文，写在各自的宪法上”，马克思更对“出版自由”作出了多方面的论证，指出“出版自由关涉到普遍的自由”，“预防性法律不应存在，检查法永远非法”等等。
   鲁连在来稿中最后说：“我们相信，任何有思想，爱自由的人，读到这些深刻有力热情睿智的话语，都会神清气爽，痛快淋漓，激情振奋，获得追求真理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在读到此文章之前，我一直以为马克思只能讲些“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神话”，压根儿没有想到马大胡子还能讲些至今有用的人话！也真不明白那些信奉“马列”的人为什么偏偏不提这些至理名言？
   鲁连，在那个阴霾密布、乍露天光的“地洞口”，将如此贵重的礼物投送给刚刚问世，随时可能被掐死的民刊《野草》，能不使编辑部同仁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吗？能不使编辑部同仁刮目相看，视为知己吗？
   呵，鲁连——一个令人终身难忘的名字！你在哪里？你该不是战国时期的名士鲁仲连转世吧？
   1979年4月初，鲁连的这篇文章被第二期《野草》隆重推出。
   第二期《野草》上街后，鲁连又于4月9日寄来了一组文章《琐议》，系三篇短文：一、关于孙中山，二、关于郭沫若，三、北京市山水花鳥画展。
   《关于孙中山》一文，是作者在春熙路口的尖岬上，看见“几乎引不起路人注意”的孙中山铜像，“总要默默地向他仰视，总觉得有愧于心”，总要想一想“自己为祖国和同胞，做了些什么”，一种深深的自责溢于言表，也令读者沉浸其中，扪心自问。
   此时《野草》已被宣布为“反动刊物”。既是“反动”的，就必然没有“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的权利！其后果肯定是灭胡风，抓右派，闹文革一脉相承的“大刑伺侯”，能不令人胆战心惊吗？如若象当年诛灭“胡风集团”一样，这鲁连至少也会“捞”个“鲁藜”，“绿原”等“重犯”的名份再关你三十年！让你“三十年河西”也成泡影！这种被“活埋”的滋味是外部世界极难想象的。
   1979年5月初，第三期《野草》挣扎了一下，便被扼杀了。
   这期《野草》，选用了鲁连的《关于孙中山》。这篇文章，如同泰坦尼克号上的琴师，随同《野草》这艘船，沉没于冰冷的人海中。
   《野草》消失了，鲁连也消失了。
   但《野草》没有死。半年后，《野草》又以《诗友》之名转入“地下”，以小报手抄不定期的形式刊载诸友的诗文在朋友中传阅，至1980年10月已出刊《诗友》二十四期。
   一年容易又秋风。
   1980年10月16日上午，老友罗鹤跑来找我，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鲁连找到了！”我忙问详情，罗鹤故作神秘，说：“想见一面吗？若有此意，由我安排如何？”我当然求之不得，连连应允。17日，罗鹤又跑来，说：“已安排妥当，19日下午在敝舍见鲁连！”我千恩万谢，并立马将此消息告诉陈墨、徐坯等人。
   10月19日是个星期天，约见鲁连，又恰是鲁迅逝世纪念日，真是天意了！
   我上早班，拆换水泥球磨机马达时伤了腿，下午咬着牙跛着脚赶往罗宅。那是一处干打垒式一楼一底的旧民宅。从一幢房子的中间木梯上楼，一通面南临街的走廊向东西两头伸过去，北边依次为门住着各色人等，通道上塞满各家各户的案台、水桶、蜂窝煤炉子等。罗鹤与瘫痪在床的老母住在西头两间各自为门的房间。
   我攀住扶手上了楼，痛出了一头虚汗，心里却不觉苦。陈墨提着一只卤鸭赶来了，徐坯也买了各种卤菜提来，都有些喜不自禁的兴奋，仿佛难友重逢。临5点，罗鹤老友张仁荣在罗宅门外一声断喝：“贵客到！”接着把一个三十岁左右、眉清目秀、个子高瘦、身着西装的青年推进门来。我们都猜到了来者何人，遂全体起立，异口同声道：“应是鲁连吧！”罗鹤一一介绍，握手落座。鲁连把他带来的一位贵州朋友也介绍给大家。
   据介绍，他与张仁荣系狱友，六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曾关在一起，平反出狱后各自谋生，他在一家街道小厂工作，他姓周（那么巧！鲁迅也姓周），名永年，因与当地文坛一人同名，遂改为周永严。他即以此名在当年的《四川文学》上发表《阿庞》、《阿菊》等小说，另写有《江洋大盗》、《木吉尔》、《杨雪华》、《鲜红的发结》等小说。靠着他的勤奋与才华，就这样闯进了文坛，并破格录用为《四川文学》编辑。
   眼下这位就是写《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的鲁连，我打量着他清瘦的脸，注视他小而深邃的眼睛，努力寻找着“文如其人”的相通之处。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脑子里立即跳出“弱不禁风”四个字来。在那个年代，“文弱”似乎专找这些有骨气的文化人附身。哀哉！他说话细声细气，语调平和，但分明能使你感到话语的份量。他说他写了一篇游江油太白故居的散文，有意在其中夹议了几句很出格的感慨，不想竟被主编删去了，他为此拒绝发表，他对主编说，他的这篇散文，就靠这几句话“撑”着，删了这几句话，全篇就毫无意义了。是呵，在这块黄土地上，“检查法永远非法”只是一句反革命口号，哪怕这是马克思100多年前喊出来的！
   我想，进入了文坛的鲁连，对“意识形态的监控”理解得一定比我们更为深刻！
   一夜长谈，脑海中塞满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一类字眼。
   然后是短暂的你来我往的“蜜月”期。他当时住在黄瓦街一座雅旧的庭院内，与其母、兄弟住在一起。后又迁往水碾河，那是他成家之后。这其中有三次聚会值得一提。
   一次是1980年11月22日，鲁连与他的几位文友同《野草》诸友的草堂聚会。二十余人在草堂内穿梭照像，草亭猜谜，聆听刚刚进入中国大陆的收录机播放邓丽君、奚秀兰等人的歌声。“制谜大师”何归的一条用解带格打一词牌名的“皆大欢喜”被鲁连破解，为《齐天乐》。徐坯采购的一大堆食品成了大家的临时午餐。下午四点过，众友又“移师”草堂大门外的浣花茶园，围坐在楠木林中-张宽长的石条桌周围饮酒会餐。鲁连即席朗诵了他的一首诗《醉饮歌》（鲁连此诗后载于《诗友》第二十六期）。黄昏后大家又赶往艺峰照像馆，合影了一张至今定格在《野草之路》扉页上的照片。
   一次是1980年12月4日，鲁连与《野草》诸友的望江楼聚会（《野草之路》一书中有关照片所署日期有误）。这天聚会最“奢侈”的礼品是九九从香港寄回来的几个彩色胶卷（当时在大陆彩色胶卷还不多见且无从冲印，须寄香港），主要由乐加兄“操刀”拍摄。连罗鹤之女牙牙学语的曦曦、吴鸿之女滔滔及陈墨之子不足九个月的芃芃等小字辈都大沾其光。鲁连随手带来一册乐山某厂的民刊《觅》交我。我手握这刊物与鲁连在崇丽阁下合影了一张照片，至今感觉特别有意义。照片冲印出来后，才发现此卷是黑白胶卷，让九九在香港气得跳脚！
   -次是1981年元旦，鲁连及其文友在衣冠庙铝材厂一文友家举行小说评选活动，邀请陈墨、蔡楚和我参加。上午我们购了些糖果、花生、瓜子等，冒雾赶去，鲁连在一环路口（现衣冠庙立交桥）接我们，鲁连的六、七个文友（包括“艺峰”合影的张浩民等三人）已到齐。主妇热情地端出各种凉菜热菜和散装啤酒，大家一边饮酒一边捧读各位的作品，并予以直率的点评。参评的小说有八、九篇，另有一首长诗。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六点。评选结果是张浩民的《小青草》获奖，奖品是一套美国辛格的短篇小说选。鲁连无疑是这个“团体”的组识者，后来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1981年2月1日，一个意想不到的“内部消息”使《诗友》炸了锅：“当局已查明《野草》的一批人以《诗友》的名义仍在猖狂活动，对这些人要加强监视”云云。一时间人心惶惶，由蔡楚刚刚编成的第二十七期《诗友》也在一片忙乱中不知所终，《诗友》活动至此消隐，与鲁连的“热恋”也至此中断。中国，什么时候才会让人过上不再“心惊肉跳”的日子？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2002年10月31日，九九突然打来电话，称已打听到鲁连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一个尘封了二十年的记忆象龙卷风似的把惊喜的我抛向了高空！我立即拨通了鲁连的电话，那端传来了鲁连久违的无力的话音，“真没有想到……”成了我们双方的共同语言。第二天，我即拜托悬壶西门的明辉给鲁连送去《野草诗选》、《野草之路》及近期的《野草》杂志。

   今天下午（2月16日），我和徐坯、明辉、廷孝、剑秋从茶店子“大家庭农家乐”出来，相邀去拜访鲁连。在茶店子西街一幢临街的4楼上，我们叩响了房门，一个中年男子来开了门，据称是鲁连的一位乡下亲戚，长年在此护理鲁连。我们被引领进鲁连的卧室，眼前的景象令人窒息。卧室很窄，两只铁制的大氧气瓶立在进门的壁角；一张大床横放在屋中，占据了大半个房间，床头靠一排书橱。鲁连背靠床头躺在床上，盖一床薄被，一只输氧管插在右鼻孔里，较长的头发分披在更加清瘦苍白的双颊。床头边放着电话机。卧室的顶棚上开着日光灯，临街窗户挂着遮光的但却挡不住街上市声的塑料窗帘。天空阴沉，没有天光流进来。壁角柜上的电视机正播着什么节目，这大约是他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了。

   我们一一与鲁连握手，几多苦涩涌上心头。我们知道，正是因为多年的狱中折磨，才至使他落得于今长卧病榻的下场。他的记忆力真令人称奇，卧病五、六年了，少有人来，与我们音容隔绝也已二十余年了，他却还清楚地记得四十年前在叙永茶场与廷孝、剑秋共事的情景；他见到徐坯、明辉和我时，竟激动得一时语塞，说《野草之路》一书中，有篇文章记录了一幅谐对，点了四个人名，今日就来了三个云云。徐坯忙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四十年前昭觉寺题竹的事。邓垦、明辉六四年春游昭觉寺，刻竹是‘城南学士邓雪梦殷翰卿到此一游’，六四年秋陈墨陪我去磨盘山给亡父扫墓回来路过昭觉寺看见了这刻竹，陈墨遂捉刀戏刻了一句‘江畔顽童徐跛子陈瓜娃吓个坐读’”。鲁连笑道：“对，对，就是指这事，请代问陈墨好！”他因激动，一边不停地用手将输氧管往鼻孔里塞，一边喘着气说：“你们送我的《野草诗选》、《野草之路》以及近期的《野草》杂志，我都仔细地读过了，谢谢你们！”接着他又情绪亢奋地谈起中国的现状及文坛的丑态等问题，眼中分明透出束束强烈的光亮来。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而我们的话题似乎是一江春水，不见尽头。该告辞了，回首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说什么呢？是戴望舒的“生活，漫漫无尽的苦路……”？是鲁连二十多年前的那首《醉饮歌》：“……一旦归于天边的黑暗/光明的大门牢牢闭掩/谁还知道哀戚的一生/有过几多未曾偿付的宿愿……”？不，还是说一句最平实的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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