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冤：野草破土记 --邓垦

野草破土记 --邓垦

   　　　1.　　　艰难的第一步
   　　公元１９７９年的２月，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二月不可同日而语的，也大大超出了"乍暖还寒"的境界。这时节，北京民主墙发出的各种声音与中越边境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撞击着中国的天空；这时节，云南十万知青正在穷山恶水中，以罢工、卧轨、绝食、下跪、自杀等形式向世界发出"救救我们吧"的悲号；这时节，成都、重庆、北京、天津、上海、昆明等各地民众纷纷上街游行集会，呼喊着 "救救孩子！"；这时节，成都盐市口、文化宫等闹市街头，声援云南支边青年的大字报，与《５·１６导弹－－炮轰华国锋、火烧赵紫阳》、《还我河山、还我秋海棠》以及形形色色的申诉，喊冤的大字报挤在一起，引得市民围观争睹；这时节，成都南河滨江公园一带，青年男女们一批又一批地自带着各种乐器，赶集似的涌占岸边的各个空地，拉起一个个圈子，狂跳着国际舞¨
   　　在成都南河临江东路与十二北街交汇的转角处，零乱地耸着几间摇摇欲堕的平房。其中一间房外院中，用残砖垒起半截墙，隔出一小块空地；一道 "防君子"的柴门外有一棵孤零零的槐树，这就是陈墨的家。
   　　这天是２月１０日(农历正月１４日)。一轮冷冷的圆月朗朗地照在南河上。陈墨夫妻在狭窄的小屋内置酒炒菜，款待着应邀而来的王道荣（万一）、徐坯、冯里、野鸣(邓垦）、建成等人。一盏幽幽的电灯被破窗而入的寒风吹晃得左右摇摆，象一个拿不定主意的人。酒酣耳热、高谈阔论中，一个自费民办的油印刊物《野草》渐渐地凸现了出来；刊物的宗旨也在几番争论中渐趋接近；唯一众口一词的是公推陈墨为主编。建成提议各位介绍一下自己的诗作。陈墨站起来，读了他的《创造颂》。王道荣用有点沙哑的嗓音，背诵了他的《二月》。
   　　２月１７日，全市各单位紧急传达中共中央 (７９)１１号文件－－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云南、广西边境全面展开。这对国内广大民众来说，不啻是一枚重磅的"精神炸弹"。它意味着不再允许各种"杂音"干扰一致对外的枪炮声。
   　　１０日决定的周六聚会当晚仍在陈墨家进行。建成委托冯里转告退出。陈墨闻言，铁青着脸说："既如此，'吹灯'吧！" ("吹灯"即散伙之意。)冯里不吱声。徐坯不同意散伙。野鸣认为，陈墨不唱主角，谁刻腊纸事小，最要命的是陈的诗稿也休想得到了。明达出来圆场说："人各有志。建成退出，我们还是可以搞嘛！"正两难中，王道荣赶来了，说："建成一个人退出，有什么可怕的！在中央没有正式公开宣布禁止一切言论自由前，我一个人也要搞！"这至关重要的表态，使陈墨大受感动。会议照常进行，一致通过了由王道荣重新起草发刊词；一致通过了陈墨的《野草》、《创造颂》以及诸友的诗文；一致决定二月底前出第一期，每人交经费５元，购白纸、蜡纸、油墨等；由徐坯负责采购用品，明达负责建帐和保管稿件、物品等等。
   　　当时，成都正在公映美国影片《车队》，因惹事逃亡 "碰巧走在头里"的"鸭子"仿佛想告诉陈墨们：您们也“碰巧走在头里”，“路”很长，且充满危险，不仅会 "碰"上警察，还会"碰"上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您们的许多朋友之所以只愿站在"路"边，而不敢 "卷"入您们的"车队"，正是因为看清了"路"上的一切。二月下旬，时而风，时而雨，敲打着每一个"卷"人 "车队"的人。更为奇怪的是，跑遍全城，居然买不到一点油墨。原定二月底开机油印《野草》创刊号成了泡影！　３月１日，徐坯、野鸣又顶风冒雨四处求援，老友吴鸿夫妻、开华等闻讯，积极设法寻找，终于救了《野草》的急。３月３日晚，陈墨、明达、王道荣、徐坯、野鸣等在陈墨家里忙开了，油印装订，不亦乐乎。一直忙累到４日凌晨３点，《野草》创刊号终于诞生了！天上，一弯新月惊讶地看见三个夜行人朗笑而去；五日晚，这弯月又惊讶地发现：又是那个足有点跛的徐坯，背有点（身亢）的王道荣，戴一副眼镜的野鸣出现在盐市口、文化宫、总府路等闹市街头，张贴和散发着一份又一份《野草》，公开地、无所畏惧地走向了社会……
   　　　2.　　　风乍起
   　　《野草》上街的第二天，即３月６日，徐坯和野鸣特别选择下午临六点邮局即将关门的时间和自以为不引人注意的成都东郊一家邮局去寄《野草》。两人将昨日已分裹并已写好单位的３５卷《野草》战战兢兢地拿了出来，堆在邮局的台案上。负责收邮件的是一位姑娘，这使徐坯、野鸣有了些 "安全感"，认为年轻姑娘至少没有很高的"阶级斗争"警惕性。果然，姑娘一检视，说："这些都是寄编辑部的稿子嘛，不收费，不收费！"并立马全部装人一个邮袋中。徐坯、野鸣兴奋不已，仿佛从一个长长的冷汗不断的恶梦中走了出来。据说，公安局专门在邮局秘密设立了一个检查科，对"有问题"的信件、包裹等实施检查。一位老友几年前投寄匿名信就是这样被发现而投人监狱的。这３５份《野草》，分别寄给了国务院、文化部、中宣部、胡耀邦、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诗刊、北京文艺、上海文艺、解放军文艺、作品、边疆文艺、四川文艺、北大中文系、北师大中文系、复旦中文系、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吉林大学中文系、川大中文系、西师中文系、川师中文系、川大锦江文学社、川师 "原上草"以及艾青、公刘、白桦、雷霆、胡笳等。张贴于成都街头的《野草》更是观者如堵，不断有人挤来挤去地读抄，晚上更是凭借微弱的街灯或自带的电筒照着读抄。有的甚至在上面旁批 "读后感"。有一条批得最离奇，批的是“向支边青年学习”。由于《野草》留有真实的通讯地址，故几十年一直 "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王道荣 (万一)家一时竟门庭若市，求索《野草》或交诗稿者不断。
   　　创刊号共成册２４３份，除每人留存１份和张贴、寄出外，绝大多数在短短几天中就被一"抢"而空。各种反响也愈来愈热烈。老友何归送来了诗稿《红楼梦人物》，吴鸿送来了诗稿《小溪旁》，谢庄送来了散文《巨轮》，杨枫送来了诗稿《骆驼》，九九送来了描写住房紧张的短篇小说……３月７日，编辑部收到了成都赖善成的来信，称《野草》是 "冲破冰封冻土而萌生的早春"。３月１２日收到成都余勇的来信，称《野草》是 "一枝报春的红梅在锦城出现"。３月１３日，署名 "汉魏华"写来一封祝贺信。３月２０日，鲁连寄来稿件《马克思论出版自由》。３月２５日，黎正光寄来《野草赞》。此外，３月９日，四川人民出版社一姓刘的登门拜访称寄给该社的《野草》已收到，并对《野草》备加赞赏。成都十三中学的教师登门提出参加《野草》。３月１６日，川师《原上草》派人来联系。当年在社会上张贴《票证歌》的"黄蜂"也上门联系，并称将以"未名社"的名义出刊《萤灯》。３月２６日阳光灿烂，徐坯、野鸣一路春风骑车前往麦苗青、菜花黄的洞子口乡镇上购回两大捆白纸准备第二期《野草》之需。几个皆有家庭拖累的小工人为《野草》先后各人已付出了拾元的血汗钱。这钱在每月仅叁拾余元的工资中已占去了三分之一，真有点"鸡骨头上剐油"的滋味。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神经出了毛病，打定主意一家老小不吃饭了？正当第二期《野草》紧张组稿刻印之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坏消息不断吹来。３月下旬，各个公共场所的舞会突然宣布取缔；中央严令 "非毛"；北京、上海、贵州等地已开始大批抓人……成都市委收到《野草》创刊号后，几次开会讨论给《野草》定性。４月初，市委书记正在开会，宣传部负责人匆匆呈上一份油印刊物说："《野草》又来了！"该书记打开一看，"天安门垮了"几个字就跳人他的眼中，他象触电似地瘫了下去。
   　　南唐冯延巳词云："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中主李璟戏曰：“干卿底事？”这确是一个千年无法回答的疑问。这意思拿今天的话来说，即是“你当你的官，它吹它的风，关你什么事？”
   不知"公仆"们弄懂没有？
   　　　3.　　　是四级浪，还是九级浪？
   　　六十年代，曾在一本书中看见一幅油画，题名《九级浪》，画面上浪涌船翻，无数落水者在海上挣扎呼号 (俄国画家爱瓦佐夫斯基所画)。面对１９７９年４月的形势，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这幅名画。
   　　第二期《野草》是４月２日装订成册的，共４９５份，老友杨枫也赶来帮忙装订。由于外界盛传中央召开了专题讨论国内“民运”问题的工作会议，对胡耀邦、陆定一等人对民刊采取容忍的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北京的《探索》，上海的《文艺暴动墙》，贵州的《启蒙》等民刊负责人均已逮捕等等，成都地区首当其冲的《野草》会是怎样的命运，应是不言而喻的。但对形势的判断，《野草》同仁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有人认为，目前正是 "九级浪"时期，应避过这风谷浪尖后再说；有人认为，要把第二期《野草》发出去也可以，但必须删掉《天安门》等诗才行；野鸣认为，眼下只不过 “四级浪”而已，《野草》第二期既已装订，就应该义无返顾地走向社会，接受社会的评判。争论毫无结果。可野鸣却当即带走了几份第二期《野草》并散发给了几位老友和寄了两份出去。心想若第二期《野草》不保，多少总给外界留下了一点 "痕迹"。
   　　４月４日上午，陈墨匆匆赶到野鸣家，说："我已作好了坐牢的准备，这次只有破釜沉舟了！"二人就如何处理第二期《野草》终于取得了共识，便又赶往陈墨家，徐坯、卫平也赶来了。几十年从红色恐怖中熬过来的人，都能感受到在那种险恶环境中，正是"便衣"们跟踪盯梢"大显身手"的时候。为避免"一网打尽"，故我们决定分散邮寄第二期《野草》。由徐坯带两份往牛市口邮局，寄《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由明达带三份往走马街邮局，寄《人民文学》、《诗刊》、《作品》；由卫平带两份往新南门邮局，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由野鸣带两份往总局，寄《文汇报》、《上海文学》；由万一负责带三份寄文化部、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等等。其余的第二期《野草》除分赠外，仍由王道荣带回家中以飨上门求索者。
   　　４月４日晚，第二期《野草》又在总府街墙上出现了，观者如云。在《野草》上面，还张贴了一张刚刚问世的《公民报》，转载了广东省委书记的讲话，北京民刊《燧石》上的诗，以及《野草》创刊号上的《南昌，我在呼唤》等。有人在《野草》上旁批："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民族的生命才是永恒的。是时候了，应该把昏官们赶走！"４月７日晚，徐坯、罗鹤、野鸣、卫平四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斗胆地往沙河电影院张贴第二期《野草》，顿时围观者众，四人趁乱突围，分路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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