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饴慈乃张东荪长孙，原首都师大数学系教授 )

   张鹤慈是我二弟，比我小二岁，1943年8月生，他从小不像我那样听话，脾气也急，小学六年级，正值冰心去北大附小参观，夸奖过他的作文（谢冰心和我祖父张东荪、父亲张宗炳都熟，但当时她并不知道我弟弟的家庭关系），这大概使他比我们更喜欢上了文科。我们兄弟读的杂书不少，不过因为祖父的关系，家里是坚决反对我们学文的，而且我们兄弟三人理科都不错，老一辈的学问应该说是一流的（二叔、姑姑都是院士），我和小弟都曾是数学竞赛获奖者（一个在北大数学系，一个在北大物理系），张鹤慈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我们差。因此，在当时大气候下，让他学理，他并不反对，只是对文特别喜爱而已。

   年青人都有些狂，他大概比我们更厉害些，初三时的一次“早恋”受到了学校（清华附中）的批评，使他和集体的关系弄得很糟，从而和父母也有了顶撞，到了高中（一０一中），由于同学大多来自原来的初中，使他一开始就受人注目，造成他更不合群，自傲，愤俗，其实那时他才十四五岁，“恋爱”是从小说中学的，是一种精神恋爱。他长得漂亮（一点也不像我），确有一些女孩子喜欢他，不过，他在模仿书上的口气，声称他的恋爱观是“合则留，不合则去”，似乎是一种不要婚姻的“现代”理念。在那个时代，即使有女孩子喜欢他，谁敢按这种理念来作他的女朋友（加上他的政治状况）。反过来，他的心气又高，没有几个人看得上。因此，直到入狱为止，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入狱时他不到20岁）。

   一０一中的住校生活也使他受不了（他的高中三年是大跃进的1958年到吃不饱的1960年），当时他总千方百计跑回家（家在北大，到一０一中学骑车用不了20分钟）。有一次晚自习时间他去看昆曲，在大会上受到通报批评。同时挨批的有一个高干子弟孙经武，孙的父亲是总后勤部的一位副部长，少将军衔的长征干部，于是，孤独的他与孙相识并成为好友。我不太知道，孙的学养如何，但两人人在“政治”上谈得来，他们到底是新中国培养的学生，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崇拜”西方，但是很欣赏苏联，喜欢苏联的电影、文学。那是60年大批苏联的时候，他们却欣赏着苏联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当时挨批的小说，如《一个人的遭遇》等等。孙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要偷越国境去苏联，于是一个人向蒙古方向走去，一个十六七岁，平时娇生惯养的少年，出去不到一周，尚未到边界，就打退堂鼓了，想家了，粮票也没有了，就回来了。

   这件事，揭露出来，非同小可，他走之前曾告诉了张鹤慈，我二弟属于知情不举。也许孙是犯罪未遂，更因为是高干子弟，具体的处分我不记得了，只知道其后果是，上大学时，孙去了一个两年制的师专，我二弟到了北京师院数学系（现在是我的工作单位）。从上边说，大概已算十分宽大了，但就我二弟来说，他自己觉得自己去了一个末流的学校（当时师院确实不算好大学，不过，学生水平要比现在好得多，因为许多人来此，只因为其出身不好），和我们兄弟比，心中自然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孙经武，当然更不肯去师专，他的父母把他送去当兵，兵种非常好，希望他走从军、当军官的这条路。当然也希望部队能对他改造，不给家中惹事。

   他们之间仍频繁通信，其表现使部队和师院都十分头疼。这时又结识了高中同级不同班的郭世英。郭当时在外交学院，而并非人们所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那时高干子弟的出路依次是留苏〔反修前〕，军工院校，外交类院校，也有直接入伍当军官的，然后才是北大、清华这类学校）。这个“小集团”就形成了，后来还有一些次要的人受牵连，但骨干是他们三人，劳动教养的也是他们三人。

   他们还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守校规，军规，在家顶撞父母，是单位的另类、怪物。举个例子，一次在32路公共汽车上，忽然天降大雨，他们就跳下车来，在雨中长啸，让雨把自己淋个透，发泄心中的一切块垒，让行人侧目而视。

   其后果是孙被部队退了回来，我二弟以几门功课不及格为由，被退了学，郭也不能再待在外交学院了。

   当时，他们都不到20 岁，读了许多书，对一切新奇的东西感兴趣。那是1961-62年，相对比较宽松，除了公开出版的书籍外，还有许多解放前出版过的小说，记得的有屠格涅夫的《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给我触动最大。他们利用高干子弟的特权，还能读许多内部读物，我也从中看了不少，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向上爬》之类的小说，《椅子》之类先锋派的剧本，有些我看不懂，另外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萨特、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等。他们接触的面很广，已不再向往苏联了。我相信，就他们的年龄来说，有些东西并没有看懂，但他们很认真地讨论，还时常要与我辩论（那时我思想比较正统），二弟和我祖父也有了交谈，祖父十分喜欢他，不过，年青人狂得很，他觉得祖父在有些方面已经落伍了，当然他们更看不上郭沫若，我二弟几次和我谈起，郭世英对他父亲的剧本及报纸上的诗作的苛评。

   郭世英由外交学院转到北大，是他自己选择的，没经过任何考试，他和我二弟商量，我弟弟对北大比较熟悉，选了一些他们认为有学问的教授去一一拜访，例如，西方经济学家陈岱孙、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洪谦教授，最后，决定上哲学系。

   这一段时间，孙经武准备考“北医”，我二弟“闲居”在家（他的出身使他再上大学已不可能），郭在北大念书，几乎天天来我家。母亲发现他们现在在一起念书、讨论，安静多了，尽管讨论的是数理逻辑之类的东西，但却让家里人放心不少。手抄本“Ｘ”刊物，应是这时的产物，我没有看过。那时候，我也狂，看不上他们写的东西，宁愿去读他们手头弄来的书。“Ｘ”是数学上未知数的意思，表示“未知”，不过，后来定罪时，一定要说这是俄文字母（他们三个人都是学英文的，没学过俄文），是赫鲁晓夫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其实，那时候，他们已不怎么看得上赫鲁晓夫了，刊物中有诗，有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评论，作者就是他们三个人（？），我二弟文才最好，他是主笔，他一生狂妄，但和郭感情最好，最谈得来。

   就在这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他们被拘捕了，那是1963年的5月17日，到了9月份，罪名下来，共四条。我只记得前三条：1,组织反革命集团，2,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3,企图偷越国境。“企图”出境，是因为他们仅仅是半开玩笑的议论过（他们的生活，无疑是上层的精英，可以看内部小说、电影，吃高级宾馆、饭店），如各自从家中偷些什么东西等等，因为有孙以前的事，这一条当然算。不过，最主要的是前两条。据说，毛1964年讲革命接班人问题，就与他们直接有关。两个高干子弟被一个反革命子弟腐蚀了。当然，不止他们，还有别人，也和他们接近（起码，孙的父母，和于立群，当时都有这想法，尽管我父亲为他们的事，多次给郭沫若写信，请他想办法）。

   不过，处理还是“宽大”的。周总理亲自过问，张鹤慈、孙经武各教养二年，郭世英是后来者，劳教一年。开初，张孙在一起，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的一袜子（？）工厂，实在算不得什么，但要求二人不许联系，不许说话。无奈，两个人仍不知天高地厚，最终，二弟去了延庆砖瓦厂和刑事犯在一起，开始了真正的劳教生活，他老实了，给家中写信，除了要生活必需品外，只报平安，一句话也不说。母亲自然想知道他的情形，一次次探亲和打听。有一次他在信的最后引了一首辛稼轩的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当时看了，我心中十分难受。

   三个人因表现不好分别延长一年劳教。两年后（1965年5月），郭世英出来了，然后去农大念书，惨死于文革，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了。1966年5月,彭真、罗瑞卿分别主持的北京市委、公安部都已瘫痪，我二弟只好继续劳改，不久，接到“暂不解除”的通知，一直“暂”到林彪垮台后的1973年，教养了10年。其间，他从延庆到茶淀，又到邢台，1973年解除教养后，仍不许离场，除了有每年12天的探亲假和每月10多元的工资外，仍是劳改犯的待遇。1978年落实政策，对前三年的教养并未改正，因为是总理的决定，尽管公安部的人向他说，这种事要放在现在什么问题也没有，只对后一段的教养给予平反。据说那是谢富治等人想用此事整总理（我却以为是为了给谢再加一罪状）。我二弟既弄不清也不愿多想，只求公安部赶快把他的户口弄回北京，离开那可怕的农场（当时政策多变，这也颇费了一番周折），毕竟劳改了15年了。

   到京后，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曾说，我比那些共产党员更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90年代出国，现在墨尔本定居（孙在日本）。出国前，他已结婚，妻子很好，比他小十三岁，有一个儿子今年上大学。1993年50岁时又有了一个女儿。他无一技之长（入狱时不足20，出来时已35岁)，在澳洲开了家洗衣店，买了一所房子，全为稻粱谋了，大概算是朱学勤所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吧！

   不过，他还关心人文上的事情，也喜欢你的作品，曾和我说过，希望能得到一本您签名的书，但他自己却什么也不写了。我总劝他写，包括他的经历（十年劳教，他和许多右派曾在一起，如戴煌，每次回国，他都去看他），他反而劝我写我家的一切。可惜我文笔太差。

   收到你的信，我和他通了电话，他的诗、日记全没有了（“日记”没有了，是他不肯写的主要原因）。他告诉我，Ｘ抄本和他的“日记”，应该是在公安部了，但怕是无法得到的，因为案子由周总理定，并没有平反，而且若公安部说文革时已全没有了，你也没办法。他不抱任何希望。

   1968年1月，祖父张东荪、父亲张宗炳被捕，不知去向，5年间多方打探，全无音信；以前我只听说国民党时，被捕的人“失踪”。况且祖父入狱时已82岁。直到1972年底才知道他们在秦城。父亲早已疯了，奔波多次，方允许监外就医，送进了精神病院，二叔张宗燧、三叔张宗颖、三婶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身亡，母亲也被送到海淀公安局，关了近一年，一个堂弟1968年“为父报仇”，判了15年，直到1978年平反。我虽大学毕业，但因家庭问题，不分配工作，作为下放干部，在农村（京郊）当农民，加上多年的女朋友不得不离去的失恋，一生也算多磨。1987年妻子又患尿毒症，两次肾移植，经济困难不说，低三下四求人走后门，十分令人痛苦，有时胜过文革的挨整。夫人今年初去世。想想我的一家，也许真该写些什么，只是心很难静下来，静下来回首往事，又夜不能眠，加上工作又忙，去年已该退休，延到今年，尚未退，工作已又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