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我打开罗仪凤为我准备的全套白色卧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扰、惶悚相比，这里则是装满了宁静与苍凉。它们随着缕缕清朗的风月星辉，直入心底，令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当我梳洗完毕走进客厅，即看见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上已摆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约过了半小时，康老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张口，她便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们坐定后，罗仪凤开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饭，桌子当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银鱼，一碟豆腐乳，一盘烤得两面黄的馒头片。两块油糕，单放在一个小瓷盘里。

   康老对我说：“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家吃得很简单。不过，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也还是好吃的。”她边说边挑了一片烤馒头递给我。在吃过薄薄的馒头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块油糕。

   罗仪凤指着另一块油糕，说：“这是给你的。”

   我有礼貌地谢绝了。尽管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却不知该对这顿早餐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还是喝牛奶，吃鸡蛋。私下里，我问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为什么吃得这样简单？”

   她说：“罗仪凤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干嘛要加钱？”我不理解地问。

   上海小姐说：“还不是怕他们到居委会去胡说乱讲瞎揭发呗！或到社会上勾结红卫兵，引来造反派。现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们十分不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错。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这个味觉感受告诉给罗仪凤，她竟兴奋起来。

   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好。虽说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树叶也完全落光，可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早餐后，罗仪凤问：“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帮我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你说，买什么？”

   “豆腐乳。”

   “行，这很方便的。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地安门副食店就买了。”

   罗仪凤拍着我的肩膀说：“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说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吗？这好吃的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罗姨，我该去哪儿买？”

   “前门路东，一家专门卖豆腐乳的商店。现在叫向阳腐乳商店了。”

   “行，我这就去。”我转身即走。

   罗仪凤拽住我，说：“别忙。”

   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不是钱，是给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会儿就明白了。”说罢，她进了里屋。不大功夫，双手举着很漂亮的六个外国巧克力铁盒，走了出来。见我吃惊的样子，罗仪凤笑了。放下铁盒，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又是一惊。原来那上面排列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称。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罗仪凤象交代要事那样告诉我：每种豆腐乳买二十块，一种豆腐乳放进一个铁盒，千万别搞混了。买的时候一定向售货员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释道：“用豆腐乳的汤汁抹馒头，最好。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装它们的道理。”

   罗仪凤拿出十块钱，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见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钱放进口袋。

   她说：“小愚，我要告诉你，豆腐乳买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为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否则，所有汤汁都要流出来。为了减轻累的感觉，你一路上可以想点快乐的事情。端铁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驼背地走路，你会越走越累。”说罢，她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侍，神采飞扬。

   “罗姨！”我叫了她一声，笑着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罗仪凤绘制的前门街道示意图和豆腐乳细目表，顺利地买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货），并让和气可亲的老售货员在里面浇上许多汤汁。在归途，我不但想着快乐的事情，且始终精神抖擞，器宇轩昂。冬天的太阳，也同样的温暖。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一个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

   罗仪凤用粤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问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见见章乃器？”

   我点点头。坐于一侧的罗仪凤，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外面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我们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听说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壳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更何况是这么两个大活人、大右派的聚会。一但被别人发现，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这时康同璧把脸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问的口气，问道：“你怕吗？”

   “我怕。我是惊弓之鸟。当然怕啦！”罗仪凤说罢，双臂交叉扶着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请两位章先生来我家见面。”

   罗仪凤怔住了，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表态。

   “你怕什么？”老人继续追问女儿。

   “怕咱们担不起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吗？”老人转而问我。

   我迟疑片刻，遂答：“我怕连累你们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们站立，象宣布一项重大决议那样，高声地说：“下个礼拜，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来这里做客。”这令罗仪凤手足无措，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联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着老人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激动、尊崇、惊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只是觉得自己惹了事，让康氏母女二人，一个担着风险，一个感到为难。尽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知道真正要担待的，是她的女儿。罗仪凤不仅要担待，还要去操办，她肯吗？

   “罗姨，你看怎么办？”我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办？还不得按她的主意办。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着回答。

   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个什么样情景。我只知罗仪凤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让女儿立即着手准备。比如：确定会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决定会面时喝什么样的茶；买什么样的佐茶点心。

   康同璧叮嘱女儿：“点心要好的。”

   罗仪凤背转身，向我做个鬼脸，偷偷地说：“她嘴馋。买来好点心，请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康同璧问。

   “康老，我们没说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头发。

   “我知道，她又在说我。而且，还不是说我的好话。”

   我笑了，觉得老人可爱得像个孩子。

   罗仪凤也笑了，说：“她说自己耳聋，其实是假的！”

   “你们一笑，就说明我的话是对的。怎么样？”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发现属于她专用的一份油糕，没了。她东瞅西瞧一番后，问：“仪凤，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给忘了。”

   “老郭没忘。妈，咱们家不是要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吗？你还特地吩咐要请他们吃好点心。我现在就要筹划，你的油糕刚好吃完，暂时不忙买，你说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声。过了会儿，她对我说：“小愚，为了这次会面，我很愿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开始，老人的零食已经从西点、粤点降为北京油糕。现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关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怕自己说得心寒，怕他们听得心酸。

   大约过了近十天的样子，一切由罗仪凤铺排停当，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联络，父亲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

   父亲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母亲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

   父亲答：“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

   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会晤中，做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自己忽然奇怪起来：中国人为什么以美丽的绣纹所表现的动人题材，偏偏都要装饰在容易破损和撕裂的地方？这简直就和中国文人的命一模一样。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装，抹了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