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裘某是不是跟你同一个特务组织？那女子李燕是不是你和老裘之间的连络人？你交了多少情报给她转给老裘？他给了你多少活动费？是不是他叫你伪装自首？在你们这特务组织里还有多少人潜伏在上海？……」我们拿出他们被偷摄的照片，对正在他眼前。可是，他还是像在说服单位的供词一样，只承认李燕是他的情妇，这情妇是否另有户头，他可不知道。过去他所以不肯向管制同志坦白这一点社会关系和生活，是怕被指责为生活浪漫，而事实他和她已在解放前发生关系了。最近所以不知李燕去处，是因为前些时她向他大敲一笔款不遂，大家拆夥了。所谓裘某其人，他根本不认识，更谈不上同一特务组织了。这样说起来，他自己觉得是头头是道，把我们对他的怀疑和假设否认得一乾二净，可是上面咬定，事实上决不会是这麽简单的，如果他不坦白地交出李燕来，如果他不坦白地吐出他与裘某的特务关系，如果他不坦白地和盘托出他那一个特务系统的所有组织关系，那麽，要不惜用任何残酷「刑讯」技术来对付他。

   　　他体格魁梧，强悍，意志顽强，他捱得起一百皮鞭，一天上几次老虎凳，悬空倒吊了两天两夜他还没有完全昏迷去，後来用钢夹把他手指和脚指都压烂了，他还是像开始时一样说法，而刑罚愈多愈重，他的含恨亦愈深。开始他还希望我们能弄个明白，好让他恢复自由。後来，刑罚的痛苦完全把他这一点希望冲淡了，他的神经完全被痛楚麻醉了，忿恨激起他对我们的谩骂，他似乎但求速死，而不愿再尝这种种毒刑了，而不愿再期待那渺茫的开释了。

   　　我们针对着这情况的变化和发展，由急性刑罚改变到慢性刑罚。当时，正当一九四九年的冬天，零度下结冰的日子，下着雪花的夜里，我们把他赤膊困缚起来，推到操扬，跪在冰块上，他在严寒中颤抖，警告他，只要坦白了，马上可牵回来。可是这样经过了叁四夜，每夜都弄得他晕倒才拖回来，他还是照样不肯多承认一点东西。只好把他丢在水牢里，水深由膝部慢慢加深到颈部，直到他几乎冻僵了才拖出，这样也丝毫没有见效。最後，只好用「吓」的一套了。

   　　「吓」的一套，可以说是我这单位底计穷矢尽的一套了，虽然当时了解到老马似乎但求速死，但根据人类的求生本能，我们在使用吓的一套之前，先抓了他的妻和老母进来，准他们谈五分钟。果然第二天表现在他的言行中，求死的成分降低了，百般解说，似乎希望我们谅解他，终有一天恢复他的自由。但我们则坚决的告诉他，如果今天他不坦白，便执行处决了。

   　　午夜，我们把他困缚起来，陪同一个已判决执行的匪特用汽车装运判郊外，命他们俩自挖土坑，警卫员们环绕持枪实弹监视着。到了土坑挖好後，先命另一匪特跳进去，叫老马拨泥土碎石把他活埋。一刹那，一个活人便被掩埋了。老马一面拨土一面在颤抖着，我们跟着喝令老马他跳进另一土坑里，并命令一警卫员拨土。待泥土碎石堆到老马胸部时，我故意对警卫员说：「暂停！」同时转过脸来，对老马说「这是最後机会了，假如你肯坦白，我现在还可以救你，否则，你便和刚才那一位匪特一样了。可是，他除了长叹一声，再说明不能无中生有，假装承认外，别无可坦白了。我在恼恨之馀，再命拨土，直至士石压到颈项了，再如前法逼问他，一样仍无结果。在这一刹那间，如果继续拨土，他便被活埋了，只好由我的助手出面转湾，说提他出来，让他再考虑一天，明天再干他。第二天午夜，商好了另一套恐吓办法，再提了一个处决犯，一齐困到郊外，我的助手用子枪对准另一处决犯胸膛，问他肯不肯再坦白，那处决犯说没法再坦白了，於是枪机一扳，碰！的一声，人便应声倒地了。跟着，同样对准了老马，预先我们商量好，要我的助手在对老马时，用练习弹，有声响，而无弹丸射出杀伤的。那晓得我的助手一时头昏脑昏，子弹调错了。一问老马，还像从前一样答复时，便把枪机一扳，碰的一声，老马究然应声倒地。用手电筒一察看，果然鲜血迸流，真弹射出了，事情弄糟了。後来我和我的助手，都曾因此事不能完成任务而受到批评。老马死後不久，李燕被抓到了，从这个淫妇，女特务的口供里，确知老马在登记後是没有特务活动的，而李燕则後来被裘某收买上了。跟老马拆夥後，她就完全仰裘某的供给而在上海潜起伏来，而裘某迄今还未抓到。

   　　「陈同志！你想，马荫南也算不算一个冤鬼？」

   　　「还有………。」

   　　老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好像要说遍百千个才肯休歇。我实在不耐烦了，而且，还有别的事要去办，只好打断了他的谈话。同时，结束了我们这次的聊天。

   　　「老廖！百千个冤鬼日夜围绕着你，我怕你终有一天不好死！我跟你做同志，做朋友，也不免惹起冤鬼们仇恨，遭池鱼之殃呢！」我说完，哈哈大笑，拍拍他肩膊，告辞先走了。

   　　上海旧法租界善钟路二百叁十七号，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漂亮的洋房，原来也是国民党官儿们的公馆，可是，现在却给华东中共特务机关主要部门的「情报工作委员会」所占住了。

   　　情委会是由陈一民、欧阳（即杨易）、马福和、张浩、陈伟才、张明操、丁正（即高方中）………等共有廿馀人所组织的。我奉调情委会叨陪末座时，已经是一九五○年初春了。当时，凛冽的朔风已经过去了，福开森路和霞飞路边的法国梧桐，那光秃的树枝上，又吐出嫩绿的叶儿了。想起离开北京已半年多，紫清一会儿来函，希望我能早日调回京，一会儿又来函，说她怀恋江南，假如我不能即回京，那麽，在一九五○年江南莺飞草长之日，她一定要南下了。唉，儿女情长，真令人「怕见陌头柳色」了。可是，大家都在一股空想主义的革命热情下，许多年来，青春就这样消磨去了。

   　　当我搬进善钟路二百叁十七号，和情委会主任委员胡静波（即胡均鹤）一块儿相处久了之後，就使我有许多惊奇的，从前意想不到的发现。从他的面部表情上，从前偶尔在某些场合和他碰上，他脸上总会呈规些欣喜和微笑的，可是，後来慢慢便可以看出，勉强的欣笑下，是隐藏着沉重的忧郁的，表面上，似乎觉得他对他目前自己所处的环境非常满足，但实际上，他是牢骚满腹的。更因为我和他有一点同病相怜的共通点，说话更容易投机起来。

   　　他已接近「知天命」的年龄了，所谓「大革命」时代，他已经是一个火般热的共产党员，但在一九二七年清党的风暴里，他却给中统（当时是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统计科，叶秀峰任科长）逮捕了。任何人，谈革命是容易的，但临到了生死关头，便难於遵从主观理想去抉择了。最後，他走上了自首求生道路。自然，跟着他自首的是组织上对他严厉的处分──开除党藉！本来，照着人类一般的心理学来分析，他既已决绝於共党，而共党亦已摈弃了他，他为什麽还会跟共党恢复关系呢？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怪国民党的荒谬与错误了──这种错误影响，笔者也曾直接间接体验到的。国民党的衙门和官儿们，不论是个人态度和机关的传统上，对待这些共党转变分子，总是像对俘虏般看待的，那怕是给国民党卖命了十年八年，但被涂在身上底俘虏痕迹，还是无法洗掉的，那怕他工作能力多强，但国民党各级党局，总是不肯轻易给他大权的，总是不肯如待他们自己嫡系干部一样相信他的。在宗派倾轧如烈火般利害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内，他们常常是畏谗惧讥，英雄无用武之地，加上目击国民党底贪污、腐化、无能，对政治前途的黑暗，绝望，乃迫使每个「转变同志」常常感叹着：「宁回老家受察看！不愿在国民党内活受罪！」於是，摸索回「老家」的念头，每个转变後不久的人，又常常会油然而生了，虽然身在国特机关中可能一不小心，因被发觉而受到「杀身之祸」，但千千万万的人，却为了上述的许多原因，而甘冒生命危险与组织接上关系。何况当中共未能达到全面胜利前，虽然表面上是「党纪似铁」，但在「利用主义」的原则上，对可能有所贡献的叛徒，还是网开一面，让他（她）恢复工作关系，俾便利用利用的──但「利用主义」的原则，到了全面胜利後，便完全变质了，或者是利用一时，即给予「走狗烹」，或者又学会了国民党「视若俘虏」的一套，给他们与精神上，物质上无穷的虐待，使他们不安於位，只好作远走高飞之想。而胡静波是在中统工作了十多年之後，才与中共组织再接上关系，到江南解放时，他也为中共工作了十多年了。虽然他给利用得早，没有马上碰到「走狗烹」的遭遇，但从他脸上那沉重的忧郁，他是免不了受到被「视如俘虏」那一套精神虐待的。

   　　「假如我像你这麽轻的年纪，而又在文艺工作中走过那麽远的途程，我今天就要用尽一切方法，投身於全靠自己的创作来具体表现自己，来具体地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了………」。

   　　一天，午饭过後，我和他先後到花园里晒太阳，边翻阅着报纸，偶然跟他谈起「无形战线」这情报性的文艺作品，对我们政治保卫干部的教育意义时，不提防，他却向我说了这样的话──这些话，言外之意，显然是一方面表示了他对本身工作的不满意，厌倦，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我底处境的关切与同情。

   　　「可是，一再请求，上面还是不容许我变更工作方向…………。」

   　　「上面的固执，确也使人有点为难！」他点着头说。

   　　「还是请胡主委帮帮忙，给我多反映反映，照我的兴趣，我宁愿像姚雪垠一样，下工厂去，希望写点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或者参加土改队到农村去，使能反映一点农民的真正生活和斗争，而不愿意当这个把情委，既下合兴趣，又毫无贡献，还受「历史清白」的同志们的奚落，唉！…………。」我把头摇几下。「还是请胡主委帮帮忙！」

   　　「就是帮忙不到的！」他也摇摇头了。「我除了情委会的正规业务外，一切我都是没有发言权的！你看得到，解放这麽久了，但组织还没有把我的爱人（即太太）底职业解决。而跟着杨部长由老解放区来的同志们，像石光同志的爱人便由组织硬插进待遇优厚的上海区铁路局当专员，张浩的爱人便由组织硬压进中国银行，刘然如的爱人便由组织硬压进花纱布公司。其他如此之类的更不胜枚举，男的领全家供给，女的领优厚薪水，生活太舒服了。可是，像我这样的同志，却苦透了。你还幸运，你的爱人在京参加了艺术工作，依我看来，你还是叫她在京给你多想点变更工作方向的办法吧，或者你多向杨部长直接提出！」

   　　「不晓得杨部长最近对我的印象和批评怎样呢？前些时，王宁和田昆都为我提出，关於恢复我的党籍问题，而受到他一笔批驳了，要我还要继续充分表现再说，唉，真不知挨到什麽时候才行？而我的爱人却在京恢复党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