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北京后，毛更加信任我，考虑要我当他的秘书。有一天毛与我谈话时说：“我没有病，你的事不多。我看你还不错，你做我的秘书，再干点医以外的事。”我会做类似林克的工作，毛要我除了读读“参考消息”外，还要做政治研究，写报告给他。

    我心里非常不愿意。当秘书可就会卷进政治的是非旋涡里去了。我不想卷入其中。汪东兴劝我接受。但我考虑，当医生已经处在“受嫉”的地位，再兼上秘书，就要成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了。做医疗工作已经是十分艰难，怎么自投罗网，兼上秘书呢?

    我跟毛说：“政治上我不行，不如林克。我还是干医生，这方面我在行。”

    一九五六年去北戴河前，毛叫我把两个儿子带去。

    我说：“小的太小，大的太顽皮。而且北戴河都是首长，我带孩子可不好。”毛咧嘴一笑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么谨小慎微，怪不得江青说你为人太拘谨。别人能带孩子去，李敏、李讷和远新都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带孩子去?”

    我在卫士值班室见到叶子龙和李银桥，告诉他们毛的话。两个人都显得那么别扭，叶说了一句：“你就带嘛。”我觉得不妙，赶紧到汪东兴宿舍，将这事的原委告诉他。

    汪沉思了一会说：“这事还得照主席的话办。不过，你带孩子影响太大，工作人员不许带孩子。你到保健局，他们派医务人员到北戴河值班。你告诉他们，主席让你带孩子去，我的意见让他们带去。这样，警卫局的人没有话可说，也免得我为难，不至于抱怨我。”

    我那时的领导上是汪东兴的警卫局和中央保健局。由于大部份的领导人夏天都去北戴河避暑，保健局也派人随行在那设立一个门诊部。保健局里答应替我把我六岁的大孩子李重带到海滨。小儿子在北京由娴和我母亲带着。

    走前，江青要汪东兴转告我，想请我给李敏(毛与贺子珍生的女儿，当年十九岁)补习数学。李敏小的时候在苏联的中国幼儿院长大，没有受到完善的教育，人却是很朴实忠厚，十分有礼貌。一九五六年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数学、物理和化学，特别是数学跟不上。汪东兴帮我答应了下来。

    我也没有异议，但江青还有别的要求。江青知道慎娴的英文好，想请她教李讷学英语。汪也答应了。

    我一听不由得吃惊。教李敏数学不难相处。但李讷对人欠缺礼貌，慎娴恐怕没有能力教她。

    汪东兴一再怂恿我答应。他说：“我已经答应江青同志了，你可不能不同意。”

    那时娴已经由她老师安排在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工作，常得陪同外宾到外地参观。我坚决地说：“吴慎娴工作太忙。她不是党员，出入主席的家，很不合适。加上她家庭出身是地主，兄弟姊妹在台湾，这些都是大问题。”汪又说：“罗部长可是也同意了。而且经过保卫处审查，你说的这些都不成问题。”

    我仍然不同意，我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已经够困难了，不能再把吴慎娴也派来工作，这样更不好相处。”汪很不高兴了，说：“你不相信组织领导吗?罗部长和我都同意，你就是不同意。你这不是使我们为难?”我说：“我不是使你们为难。这事干不得。江青是翻脸不认人的人，李讷性情别扭了一点，再加上叶子龙、李银桥这些人，平常没有事还要惹是生非。吴慎娴是个很纯朴的人，她应付不了一组这么复杂的认识关系，来了会引起大麻烦。”

    汪这时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说：“算了，我找吴慎娴谈，你不要管了。你叫她到我这里来。”我看到事情已经要弄僵了，说：“我叫她来。”我赶紧回去，将大体情况告诉了娴。说：“你现在到汪部长那里去谈话，你不能答应教李讷英语，你强调工作太忙，每天下班回来太晚，决不要松口。”娴匆匆去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娴回来了。看她脸色和缓，我放了一大半心，问她谈得怎么样。她说：“谈得很好，我将目前的工作情况告诉汪部长，特别时常有接待外宾的任务，还要陪同到外地参观，时间上保证不了给李讷上课。”我完全放心了，说：“你倒是会讲话，汪部长怎么说?”娴说：“他仔细听我讲完，他说这倒是不好办，以后再商量吧。”我就回来了。

    第二天江青又找我谈，她说：“你爱人这么忙啊。”我说：“是忙，特别是来访问的外宾多，常常回来很晚。”江点点头说：“教英语的事以后再商量。那么，你可以教李敏了?”我说：“可以，每天两小时。”

    一九五六年七月下旬，我与毛坐专列前往北戴河，毛和江住在八号楼。李敏、李讷和毛新远住在张家大楼，据说这原属于张学良家的别墅。我和林克，住在八号楼后面的十号楼。

    北戴河景观迷人。我和慎娴在一九五四年夏天曾经到这里休假一星期。没想到那是我们往后二十余年中唯一的假期。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北戴河原是渤海湾的一个小渔村，满清末年英国人经营唐山开滦煤矿，发现了这个小渔村，便修了避暑游场，盖了些别墅，此后中国的豪门大吏也修了一些。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些都收归国有，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暑期活动地。在海滨迤东一带开设了商店和饭馆，成了一个很繁华的市镇。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经过这里。英国人盖的红砖别墅四周长满了常绿植物。红房绿荫与蓝天白云相映生辉。海面无边无际，海天迷茫，蓝中微微闪出银灰色亮光。渔夫告诉我，那亮光表示有带鱼群出没。

    前次慎娴与我来北戴河时，我们总在凌晨二、三点落潮时分，到沙滩上捡海鲜和海螺壳。四点时，渔夫聚集叫卖，我们顺便买当日的食物回去。此地的蟹蚌非常美味，但慎娴与我偏爱比目鱼。

    一九五六年离开酷暑中的北京，觉得北戴河真是清爽宜人。海风拂面，微咸而湿润。别墅前的砂砾海滩向东西各延伸七里，偶尔有一两叶白帆浮沉在波光涛影中。住处周围都是树林和灌木丛。门前两旁有四棵李子树，到八月都结了实。每个李子有鸡蛋大，皮紫红色，肉瓤深黄，味香甜，随手摘食，满嘴清洌。这是在北京无论如何买不到的水果。每当雨后的清晨，我们到松林中采松蘑，这种松蘑大而香，似乎充满了松林中的清凉松香气。两三个小时往往可以摘到一两斤，拿回来，交给厨房，加上虾米，可以煮成鲜美的清汤。毛对汤素无兴趣，但江青却极爱好。

    日子过得既有生气，而又闲散。平时晚上有电影，映些国内外新发行的影片。每星期三、六晚上在浴场大厅有舞会，厅外的大阳台也成了舞池，这是为毛准备的，刘少奇、朱德有时也来。我每天上午两个小时给李敏补习数学。下午随毛和三、四十个办公厅人员和一中队队员到海滨休息游浴，警卫在离岸约两千米的海面上，放置一张有一间屋子大小的平台，四周用铁锚定住。毛首先游到这里，休息一度再游回去。

    七月底八月初，常有暴风雨，乌云低低压在海面上，即使在这样的天气，毛也去游过两次。汪东兴与罗瑞卿劝阻无效。我也游过。风浪太大，在水中奋力漂浮。有时候觉着游出去很远了，可游来游去实际没有超过沙滩地，不过是随浪沉浮。一个大浪将人似乎推向云端。浪退下去，人又似乎沉入海堤。狂风夹着海水，在耳中咆哮，呼吸间两肺翕张，好象无限地膨胀起来。

    象这样地游过以后，毛往往问我：“你觉不觉得在大风浪中搏斗的乐趣?”我说：“以前没有体验过。”毛说：“平常说乘风破浪，不就是这样吗?”

    海里多鲨，一中队在平台外围了安全网防止鲨鱼游入。有时警卫们捕获鲨鱼，他们想这可以使毛打消游太远的念头。汪东兴清楚，越是劝毛别往远处游，毛越会去冒险，于是将鲨鱼在浴场外展示，这比劝阻有效多了。毛常在浴场休息室看文件，与领导同志谈话，傍晚回八号楼。

    这个暑期，李重真是高兴。一夏天晒得又红又壮。他同一中队的队员们已经混熟，常同他们一起去游水，晚上去看电影。李敏很喜欢他，常带他去玩。他很懂事，晚上我回来的很晚，他在睡前总是将我的床整理好，将换下的衣服也洗干净晾起来。

    其他领导也在北戴河，但常见的只有刘少奇和朱德。其他的领导人感到毛这里太拘束，他们大多去东山国务院管辖的浴场舞场游水或跳舞。他们很少来找毛，我也从未去拜访他们。毛要求一组的人只效忠于他，如果我们和别的领导人走得太近，毛会怀疑我们要“通风报信”。

    朱德偶尔到毛的休息室和毛谈谈。朱不会游水，常带一个救生圈在水中漂游。朱喜欢下象棋，没有对手时，我的孩子李重常和他对局。朱对我非常客气。朱每次见到我，总要问毛休息得好不好。

    刘少奇也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可是精神矍铄。他身材细长，背微驼。一般在下午三、四点以后游水。刘那时是毛的钦定接班人，主管国内事务，为人拘谨庄严而小心谨慎。毛和刘公事往来密切，但在北京时也很少见面，只有公文的批阅往返。党中央缮好文件，先呈送刘少奇批阅，刘看好后就送往机要室，最后才送到毛那。毛加注他的看法，公文在辗转送到刘那去执行。

    刘的最后一任妻子王光美常常陪他①。王那时大约三十几岁，头发黑而浓，脸微长，门齿微露。毛在的时候，王总是很热情地走来看望，也常陪毛游到海内平台。每当这个时候，我注意到，江青坐在阳台上，一脸的不耐烦和不高兴。江不会游水。最多只在沙滩旁近海处“泡一泡”。她每次下水都穿上橡皮软鞋，因为她右足有六个足趾，不愿意别人看到。

    刘的前后好几位妻子给他生了不少孩子。刘的第二任妻子王前生的女儿刘涛那年夏天也在北戴河。刘涛很纯真活跃，那时大约已是十六、七岁的姑娘了。她常同毛一起游向远处，晚舞会也常请毛跳舞。毛对刘涛一直很中规中矩。但江青对刘涛的开放活泼作风，又嫉又恨。

    江青常常发怒，我吃足了伺候她的苦头。没想到十年后，她压抑的嫉妒和不安全感全爆发出来，一心一意将刘家人逼于绝境。

    毛和刘对刘所扮演的角色看法很不相同。毛觉得他是至高无上的领导，刘少奇不过是在他的御杖下工作的人。刘则自觉和毛平起平坐，为治理国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一九五六年是毛刘关系的转折点。我和毛的关系受到重大打击之后，我才间接察觉到这一微妙的情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有些资料来源显示王光美是刘的第五任妻子。我们只能确定她是第三位。

    我以为那年夏季的最大风暴是北戴河的夏季暴风雨。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毛突然对我大发脾气，起因是傅连璋。

    一九五六年七月回到北京以后，傅连璋要我将这一段的情况向他汇报。我去了以后，他交给我一封信，是他写给毛的。主要内容是向毛介绍一种新的安眠药，是西德生产的，叫“烦恼躲”(Phnodorm)。他希望毛检查一次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