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 17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揭幕。其他领导都在开会前纷纷返回北京。但毛仍滞留在北戴河。这时北戴河已开始有寒意。我们每天下午仍下海游泳。最后毛也觉得太冷，我们便在开会前赶回北京。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解放后，这是第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八大”。“八大”会中将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定下指导纲领。毛原本希望“八大”将其激烈改革政策形成决议，并确立其为中国独一无二的领导人。他便将细节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处理。刘邓两人误以为毛真的要交出权力。 刘少奇负责讲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政治报告。这报告的起草讨论须经毛先行过目和修改。后来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诉我多次--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那时即将担任新职(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

    毛说：“我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是我仍然是党的主席啊。召开八大为什么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说是来不及了。我又没有离开中国，有什么道理说来不及，不让我看一看呢?”

    我不确知毛究竟批阅过刘的政治局报告没有，但他显然不喜欢其中强调经济建设并避开阶级斗争的论调。我想毛跟我发的牢骚，是他在气头上的话。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时(那时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已死亡，邓小平被撤职)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

    我想邓和刘对治理中国的观点基本上与毛的迥然大异。他俩将党视为决策机构，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报告更使他们坚定集体决策的信念。毛的观点则是帝王式的。毛认为他的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并憎恶任何反对声浪。

    毛在“八大”中做了开幕讲话。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修改的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

    跟随赫鲁晓夫起舞，颂扬“集体领导制”的基调，特别令毛不安。如果中国共产党员真的实施集体领导制，那表示领导人之间地位平等，所有重大决策将经集体裁决。毛的重要性便会锐减。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个人崇拜。

    毛说他想要退居二线时，他仍想由他决定所有重大事件。但问题就在刘、邓两人觉得重要的，毛觉得不重要，没送来的文件，毛又觉得很要紧。这也就是毛后来所说的“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报”。

    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制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歧异。“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人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但是毛平息怒气的策略，是先针对敌手的下属迂回攻击，而不是直接铲除真正的目标。因此这次毛龙颜大怒，遭到池鱼之殃的反而是罗瑞卿和汪东兴。毛的愤怒也使我的生活起了快速而戏剧性的改变。

    一九五六年，八大闭幕，国庆日后不久，毛便爆发了。有晚中南海大部分的工作人员纷纷去怀仁堂看京剧表演。毛没有去，我正在卫士值班室看值班记录。李银桥突然跑进来，打电话到怀仁堂，叫还在看京剧的罗瑞卿、汪东兴立刻来。

    过几分钟罗、汪赶来了。他们问什么事，李银桥只说：“主席请你们去。”他们匆匆走进毛的卧室。去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才下来。毛大骂罗、汪时，李银桥和卫士在卧室门口，他们听得很清楚。

    罗、汪进到毛的卧室后，毛就破口大骂，说他们不接受批评，依仗中央压他，毛骂道：“宰相出朝，地动山摇。警卫学苏联，搞什么公安军和警卫干部队。到处兴师动众，完全脱离群众。”

    毛不能明说他真正生气的原因--罗、汪两人过于服从党组织，凡是都要向刘少奇报告。他们也并不是为了讨好刘少奇而胆敢跟毛对立。他们总认为从安全出发，做好保卫是天职。毛又时常一意孤行，在戒惧恐惧之下，他们转而向刘少奇寻求支持，以防万一出事，可有人分担责任。

    八大后，罗、汪仍照旧前去向党中央报告毛的起居一切，这使毛大为恼火。他们不知，如此警卫森严，甚至使毛觉得一举一动都在警卫人员的监视之下。毛自然不愿受到这种约束，尤其这影响了毛“私生活”的“保密”。

    毛此时仍对彭德怀批评他“后宫三千”之语耿耿于怀，罗派的警卫越多，毛私生活的秘辛就越有可能流传到中央去。

    毛对罗、汪两人大吼说：“我就不信，‘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你们滚蛋。”毛说，要罗下放到湖南省，任省长。要汪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然后下放江西。

    两人从毛卧室出来，颜色苍白。罗说话时口舌抖动，向汪说：“这是这么一回事，到公安部，今夜立刻开会。”罗性格刚烈，要向党中央说明情况。汪说：“罗部长先别急，明天再开吧。我先了解一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汪劝罗，如果这样做，等于同毛摊牌，毫无转圜余地，会彻底垮台。

    罗于是改向毛写了检讨报告。然后召开公安部组会，在会上做了自我检查。毛的气出来了，慢慢平静下来，罗仍任公安部长，没有下放，汪也写了检讨报告，但没有复职，到党校去学习了。

    我是汪推荐来的，遇到了困难，都找汪商量。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今后的工作和人事关系，更不好办了。我冷眼旁观，汪走后，无论叶子龙或李银桥都似乎去了一块“心病”，对我自然更加肆无忌惮。我前思后想，我在一组工作，脱离了医院临床，一天到晚处于勾心斗角的“内战”中，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何况我在这场“战争”中，肯定是“战败”者。我便开始寻找机会脱离一组。

    江青这次真的生病了。

    暑期在北戴河，由林巧稚、俞葛峰做了子宫颈细胞涂片。由她们分别带到北京和天津做细胞染色检查，她们都认为有癌变。江青回到北京以后，她们再次取了子宫颈细胞标本。由广东中山医学院病理科粱伯强教授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胡正详教授，共同看片，最后诊断仍是癌变。但癌细胞没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疗。另由俞葛峰大夫带一份片子到苏联去会诊，意见也一致。傅连璋写报告给毛。

    毛在颐年堂内同医生们讨论。林巧稚大夫说，按照目前情况，用钴六十放射治疗，效果最好。当时中国医学院还没有钴六十的设备，苏联医生又一再主张钴六十效果最好。林这样建议一来可保护自己和其他医生同僚，二来万一诊断错误，也没有人需要负起责任。

    毛说：“方法的选择，由你们决定。生了病只能听医生的，没有别的法子啊。”

    当时定下来，由俞葛峰大夫陪同，去苏联进行钴六十放射治疗。毛会后请大家在颐年堂吃了一次饭。

    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愈，她才平静了下来。几天后，江便乘飞机往苏联。

    十一月上，我等待的机会来了。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我听到卫生部要派医生到英国进修热带病，另一个是当时苏联派来中国的医生中，有一位出名的精神病科专家Rushinski。卫生部决定成立一个高级精神病医生进修班，抽调全国各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科讲师以上的医师来进修。

    一天读过英文，我向毛说了我的要求。毛说：“你的意思是想去?”我说：“要是主席同意，我希望去。”

    毛详细询问了这两个班的性质和专业。然后说：“什么热带病，跟我毫无关系。要去的话，到北京医代办的精神病进修班去，进修以后，可能对我有好处。”

    我说：“主席同意了，我同卫生部去讲。”毛又问：“你去了，我这里的工作，由谁代替啊?”我说：“可以由一位卜大夫代替。”卜志强小我五岁，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毛说：“我不认识他。那么，你就远走高飞了?”我说以后还可以回来。我正要出去的时候，毛叫住了我说：“告诉傅连璋，我这里暂时不要人也可以，等以后再说。”

    但傅借此机会指定卜大夫为毛的保健医生。卜立即迁进中南海，我于十一月中到进修班上课。

    自由真可贵!

    我在进修班，班上布置的课程很紧凑。参加进修的一共十几个人，都是几个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也很愉快。每天复习完专业课程，夜里常常到两三点钟才能休息。

    北京医院副院长计苏华医生跟我保证，等上完进修班后，他可以介绍我到新成立的神经外科工作。

    慎娴为了我脱离一组，十分高兴。她说：“我们又可以开始家庭生活了，太好了。”

    慎娴的父母原本住在南京，到十一月中旬我们将他们接来北京，同我母亲、慎娴，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五六年南京的公安厅和民政厅知道我是毛的医生，恢复了两老的公民权。公安厅又看到他们年纪大了，将他们的地主帽子摘掉了，定为城市贫民。他们极为高兴，心情很愉快，特别在看到我们的两个孩子后，他们从内心中露出喜悦。

    我仍保有南船坞宿舍，但家人很少去住。中央警卫局代局长罗道让原则上放我去北京医院进修，但不同意我脱离一组，不让我搬出中南海。毛以前换了三个医生。罗怕一旦放我走，毛主席需要我时，找不回来，可就成了大问题。他并且向中央保健局指出，决不可以调我到别处工作。

    参加进修班的医生们都埋头于专业，对外界政治活动并不关心。我也不例外。毛在此时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向党提意见。进修班里也开了好几次这种批评会。我汲汲专业，没有去开会。外界的劳劳碌碌，几乎形同隔世。 一九五七年春，我仍在进修班研习专业。

    五一劳动节过去以后，五月四日我们正在讨论病例。李银桥来医院找我，他说：“主席请你去。他感冒了，不舒服。”我说：“卜志强大夫不是在吗?可以让他去看。我这里太忙。”

    李说：“不行。你走了以后，卜大夫去过两次，主席对卜大夫不习惯。主席也请卜大夫去舞会玩过几次，但卜大夫太紧张，见到主席就会发抖。主席不喜欢他。主席现在没有医生。主席刚从广州回来。江青已经在苏联治完了病，住在广州。他们两人商量定了，还是要你回来。主席叫你，你怎么能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