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1965年--1976年

    一九七四年九月，离开武汉到了长沙。

    毛要游泳。他决定加强锻炼身体。他说，这样可能会好，用不着检查，也用不着治，在武汉那次说不出话来，还不是游泳治好的。

    这引起我们极大的恐慌，因为喉、咽肌肉麻痹，很容易呛水。手、腿本来无力，一旦呛水，控制不住肢体，是很危险的。

    毛一贯的性格，决定要办一件事，非办不可，谁要阻拦的话，他不但大发脾气，而且办得更加坚决。一组的人都深知毛的这个性格。最后汪东兴说，劝不得，一劝，准僵。只能准备好救护器具。

    毛开始在室内游泳池游泳，医生们立在水池旁准备随时急救。但毛下水时间不长，因为只要他的头没入水中以后，立刻咳呛不止，脸胀得通红，由陪游水的警卫挽扶上来。后来毛在长沙又试游了两次，结果一样。以后毛没有再试着锻炼了。

    邓小平此时也来长沙看毛。邓回北京后和政治局报告毛健壮如昔，刻让护士长吴旭君传话出去，告诉周恩来，立刻会见。周非常为难，在电话中说，要向毛说明，尊重国外的礼宾习惯，客人是先要到住地，稍做休息，换衣服，再行会见。毛对此并未反对，只是不断地催促，并询问客人的情况。

    周恩来为尼克森举行了午宴。宴会结束，尼克森回到钓鱼台国宾馆，毛决定即刻会见。

    医疗组为这次会面做了万全的准备。毛原来书房兼会客室内的氧气瓶、呼吸器（季辛吉一九七一年七月秘密访问中国后，由他带来的）等医疗用具全部搬走。我们把毛病重时用的大床拆掉，并将医疗用具搬到会客室与卧室之间的内走廊上，又准备了一些小型轻便的急救设备，将氧气瓶藏在一个大雕漆箱里，其他设备则置于室内的大盆景后面。不仔细看是很难看出蹊跷。这样万一有突然状况，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急救器具组合起来。周恩来只跟尼克森说毛有支气管炎。但我想美国总统并不完全了解毛当时的病情。毛也只告诉他，他不能很好地说话。

    尼克森与周恩来乘坐的红旗车抵达时，我已等在毛书房外的游泳池大厅。翻译是唐闻生。尼克森是第一个进门的美方人员，随后是季辛吉，再来是后来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温斯顿·罗德（Winston Lord）。我看见罗德时很吃惊——他看起来只像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国务卿罗杰斯（Rogers）没有随行。尼克森当时用季辛吉做他外交政策的第一发言人，因此周恩来安排罗杰斯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

    尼克森总统进门时，我点头打招呼，并随他到毛的书房。然后我立刻到放急救设备的内走廊上。会谈中曾有短暂骚动。随同尼克森的一位保安人员，被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引进游泳池改造成的大厅。这个大厅的屋顶是铝制的，四周门窗全部密闭。这位保安人员是后进来的，他很急，用报话机同钓鱼台的美国代表团联系不上。警卫人员不懂英语，叫来礼宾司的人才知道，由于尼克森走得太快，这位保安人员没有看见总统到哪里去了。

    书房和内走廊只以帏幔相隔，因此我听到了所有的谈话内容。会见尼克森的情况，在尼克森的回忆录里，有详细的描述（这次会晤原本只预定了十五分钟，后来谈了六十五分钟），在此不再赘言。但有一事，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毛向尼克森解释，虽然中美关系大有改善，但双方的媒体仍该不断地互相攻计，放放空炮。因为两国人民敌意已深，不能马上接受结交友好的事实。台湾问题仍悬而未决。

    送走尼克森以后，毛十分高兴。换上睡袍，坐在沙发上。毛主动伸手让我测量他的脉搏。脉搏洪大有力，搏动规律。毛问怎样。我说，脉跳得很好。

    毛问我：“你听到我同尼克森的谈话了吗？”

    我说，我一直坐在书房门旁，听到了。尼克森来中国使我十分兴奋。我想一个新时代来临了。我从小到大受西方教育，对美国深具好感。中美关系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一直十分良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交恶。尼克森与毛会面表示双方愿意结束敌意，开始友好关系。

    毛说：“我很喜欢尼克森这个人。说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不像那些左派，口是心非。尼克森说，美国和中国改善关系，是为了美国和利益。这话说得多好啊。这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心怀鬼胎的人好得多。中国何尝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才和美国改善关系嘛。”说完后，他笑起来。

    北极熊的威胁使中美双方为共同利益寻求结合。

    电视和报纸发表毛和尼克森握手言欢的合影。不明真相的记者说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许多人认为毛胖了，更觉得那表示毛身体情况良好。知道毛生病、说话困难的美国媒体，则猜测毛是患了中风。但双方媒体都错了。毛患的是心力衰竭所引起的水肿，此时还没有完全消退。

    毛打了一次外交胜仗后，健康大为好转。在不间断的治疗下，到三月中旬，水肿完全消退。肺部感染痊愈，不再咳嗽。重病期间戒了烟，咳嗽和支气管炎未再复发。毛的精神高昂。这期间我常和他见面。我仍住在游泳池的换衣室里。

    毛谈的最多的是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他认为在三十年代初期，国共和美国没有来往，而美国也不像英国、日本、俄国那样在历史上就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到三十年代后期，中共和美国官方还没有来往，可是有了一批像爱德加·斯诺和马海德这样的人通过民间渠道，来到陕北。马海德后来还加入共产党，入了中国籍，娶了中国妻子。

    到第了二次世界大战期，美国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陕北，直到大战结束，中共和这个团相处得很融洽。由于这种关系，才能实现一九四五年八月毛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签订了和平建国的会谈纪要（就是双十协定）。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是与中共保持友好的总统，当然也包括那个时期的美国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些人。罗斯福总统去世以后，杜鲁门总统就任，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大变，给国民党经济和军事援助，要消灭中共。这才使中国内战大规模爆发而不可收拾。如果罗斯福总统没有去世，国共历史和中国历史可能会不是后来发生的那个样子。中共和美国的关系，可能也要重写。

    毛还多次谈到日本。他说，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好多日本人见到我们，都要赔礼、请罪。毛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这就是坏事变好事。

    毛又说道，每个国家所遵循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一回事，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因为国家的制度不同，就互不来往。南朝鲜人喜欢吃辣椒，中国的辣椒多得很，每年出口给他们三十万吨，这不是很好嘛。

    他认为全球是三个世界之间不断的斗争。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美国和苏联的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的国家，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最多。中国穷，只能侧身于第三世界。

    在这种形势下，战争是要发生的，中国要准备打仗，准备美、苏在世界上闹事。不能相信有持久的和平，或者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毛强调，中美关系突破以后，在全世界会发生很大影响，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九七二年毛的另一次外交胜利，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九月抵达北京访问。中共与日本的非官方关系已进行多年，双边贸易持续增长。

    毛说，日本生气了，因为美国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事先没有告诉日本。日本通过廖承志和高奇达之助办事处商谈，已经同意，田中首相九月来访问，实现邦交正常化。

    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访问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毛接待田中首相的礼遇，一如接待尼克森。毛并认为，他与田中的交谈，较之尼克森更为融洽。当田中为日本大战期间的侵华罪行道歉时，毛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说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毛跟田中说，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活不久了。这仍是毛的政治游戏。毛媾仍相信自己会长命百岁，这么说是想探探国外对他的死亡会有的反应。

    毛说，田中与他相同，都没有上过大学，都是经过艰苦的实践，锻炼出来的，也只有像田中首相这样的人，才有魄力不顾日本自由民主党内的反对中共的传统政策，做出建立中日外交关系的决定。

    尼克森总统和田中首相也有一点颇为类似。两人都是在任期之内被迫去职。但毛仍欢迎他们去访问中国，并将他们视为“老朋友”。中美关系没有如毛所原，进展到正式外交阶段。美国对台政策仍未改变。直到一九七九年，美国吉米·卡特总统在内，中共和美国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那时毛已去世三年。

    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汪东兴也没有回去。汪觉得北京闹得这么凶，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他没法子参加。

    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救，很难进行。北京的医疗组仍需一起研究，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急救方案。

    胡旭东、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们的医疗组又加入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姜泗长主任。北京医院外科周光裕主任、麻醉科高日科主任，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皮屑科袁兆庄医生四人。稍后，这四位同胡旭东主任去了长沙。

    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极需政治局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叶元师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自已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 我同他们回到三０五医院以后，他们都觉得毛的病很不好办。在检查以前，他们设想可能是帕金森氏症，或者是有过小的中风。但是检查以后，他们共同认为是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motor neuron disease），在西方称之为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他们为了明确诊断，提出最好请上海第一医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沅昌来共同研究。

    张沅昌来了以后，黄、王二位将他们的检查结果告诉了张。他同意运动神经元病这一诊断。在中国人中，得这种病的人极少，张的临床经验已经有三十年，只见过两个得这种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