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人响应：中国人民从网上站起来！

   我强烈地支持《中国网民宣言》！茅老人，请听：我们海内海外的中华儿女举行网络集会，沉痛悼念宝马车撞人案中的受难者，愤怒声讨司法腐败！强烈要求公正公开重新审理此案！

   我们庄严告：

   中国人民从网上站起来！

   我将积极地、忠诚地参入网络集会。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受的不白之冤，是因从1989----1999的十年间我每时每刻都处在极度的恐怖中，我看了太多的酷刑，我不能忍受这些。许多朋友要我写出这些，我也下过写的决心，并且在《大纪元》发表了十来章，但终因无法支持那种恐怖的回忆而没能写完。所以我拥护、我支持这一宣言。

   但提出以下意见：目标一个一个的定，不要把许多事揉在一个题目下，那会使有些人参加不进来，在思考和路线上可以是完整的，在操作上不妨一个一个的独立目标，独立任务。而且有了这个宣言，可以指示方向，汇集力量，重要的是还要储备力量。迎接民主！！

   我们时刻准备着：去履行一个民主社会所必要的个人义务！

   我们欢呼：中国人民从网上站起来！

冼岩：茅于轼先生错在哪里?

   茅于轼先生最近两篇文章《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有感》、《怎么判都是全局皆输──评宝马车压人案》，又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批评之声来势如潮，但大多属无的放矢、不着边际。较典型的是李昌平文章《"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吗？》，批评茅先生不该说"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茅先生原文我见过，说的是社会进步少不了"精英"的作用，并没有说社会进步可以单靠"精英"--相信也没有哪个头脑正常者会作如是观、如是言。

   李昌平取其极端之意，大力抨击"社会进步只靠精英"说，其实已离题万里，"隔山打牛"打到兔了。

   这里要讨论的是茅先生《怎么判都是全局皆输──评宝马车压人案》一文，茅文认为："目前的形势下"，"宝马撞人案"怎么判都会"加深社会的对立，很可能会加剧社会的冲突"。因此主张"应该培养社会和解、社会宽容的精神"，避免重蹈文革覆辙。

   茅先生此论值得商榷，愚意以为至少有两大误判：

   一，文革恐惧症

   茅先生认为，如果不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将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阶级的思维方式"，很可能重蹈"分裂社会、制造动乱"的文革乱局。茅先生是过来人，对文革之乱深怀警惕理所当然。但茅先生忽略了一点：文革的发生，取决于当时诸多复杂的历史原因，需要极其苛刻的条件；因此，千年才得一现。

   从根本意义上说，文革不可能复制。全国统一的意识形态、领导人无比崇高的个人威望、个人对政权的控制能力、个人对社会的动员力，这些都不可能复现于今世。没有这些条件，任何领导人都不敢发动文革；执政者的发动、操控，是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和基本特征。没有执政者操控发动的民众运动，那不是文革，那只是太平天国或法国大革命，中国现在有必要担心这个吗？

   中国今天的政治型态，以权威主义为特征。权威主义的政府，绝不会允容民众力量过度膨胀。因此，中国今天绝无文革之险，反倒有强权凌弱之忧。茅先生以史为鉴是应该的，但历史从来有多面，过于倾注一面，将轻忽其它多面。在文革条件下，批判"阶级斗争思维方式"、警惕"民意"，是正确的；改革初期，阶级未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有道理；但在今天，全社会最需要警惕和防范的是精英强势集团的过度膨胀，这已成为中国社会不能承受之重。拘泥于历史经验，忽视当前的轻重缓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不是智者、达者所应为。

   二，错开处方

   茅先生自己也说："过去过于偏向富人，很多政策需要调整"，"赶紧纠正危及政权的偏向富人的政策，此其时矣"。但是，因为茅先生将文革殷鉴当作了不可逾越的雷池，忽视了"文革已不可复制"的现实，因此开出了错误药方。

   当今现实是精英阶层结成联盟，大肆掳夺侵吞；弱势群体无力自保，只能任人宰割。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已经"危及政权"。茅先生劝国人要改变思维方式、"培养社会和解、社会宽容的精神"，但是，人的认识和态度，都是对现实的反映。超脱自我环境而思、而行，唯茅先生这种以天下为己任者能为；要求广大弱势群体都超越自身处境，对切身苦难和两极对比视而不见、对欺压剥夺者表现"和解、宽容"，这恐怕强人所难。

   正确的药方是抑强扶弱，而不是抑弱容强。抑制强势既需要劝化、更需要强力。对于劝化强势集团道德自律，茅先生做了不少工作，但似乎成效不彰--看来，大多数"精英"和民众一样，其思维只是环境的奴隶，不能象茅先生般心系天下。茅先生们言者，他们却听者藐藐，仍然我行我素，"有赚则赚、不赚白不赚"；大家抢着发财，哪里还顾得上旁人死活？

   茅先生将抑强之力寄托在政府的"政策调整"上，近年来，政府政策确有调整，也确实有些成效；但收效甚缓、甚微，使人怀疑政府能不能走好这一步。

   究其原因，中国早已告别政府掌控一切的时代，许多重要资源已不在政府手中；政府纵有心，却未必也有力，茅先生也不主张回到极权全能时代吧？

   更重要的是，政府由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个人组成，政府的政策需要他们贯彻落实。这些人大都已与权力体制外的社会精英结成各种利益联盟；换言之，精英联盟是双重的。既有权力阶层为维护政权与其它精英结成的政治同盟，更有政府官员私下与经济、文化精英结成的利益联盟。在这种形势下，仅靠政策调整，能够抑制精英集团的利益扩张吗？

   现阶段，中国政府的行政特征是：在许多方面表现得颇有效率、颇具适应性，唯独在对待自身毛病（如腐败问题）上，举步唯艰。这说明，政策调整一旦指向政府内部、一旦损及官员切身利益、"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权威主义的高效率就变成了负效率。凡此种种，都说明即使是执政者想要抑制精英阶层的过度膨胀，也必须在政权之外寻找同盟军。

   现在，网络技术的发展，终于让升斗小民也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打破了精英阶层对话语的垄断。通过网络，民众和执政高层可实现某种沟通，可联手抑制难以抑制的强势精英。这种形势，来之不易，应该善加培植、利用；其间分寸，执政者自会小心把握，绝不可能任其酿成文革之势，这又有什么值得"社会良心人士"担忧的呢？

   有人担心"民意"可能制造冤案，这是最无聊的杞人忧天。什么地方没有冤案？民主宪政下没有吗？美国没有吗？中国原来没有吗？中国的现状是：如果今天"民意"果真制造了一起冤案，那么它至少因此阻止了十起由"精英"制造的冤案，道理就这么简单。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惧怕冤案绝不是防范、抑制"民意"的理由；以这种方式防范冤案，只会放任滋生十倍的冤案。说到底，"公正"其实是力量均衡的表征；社会公正不是产生于理念，而是产生于力量均衡；致力于力量均衡格局，才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途径。

   茅先生的误判，一则源于其对文革故事的记忆犹深，二则由于他对当前强弱失衡体会不深。茅先生拳拳之心，用意上佳，但没有力量均衡的基本格局，任何高妙理念、美好理想，都只会是空中楼阁。

   茅先生当然可以继续呼吁社会各阶层"和解、宽容"，但如果不首先对现状作出改变，茅先生的声音，只会徒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白璧微瑕，无掩茅先生昭昭之明。茅先生挺身执言，乃因忧国之衷；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笔者亦如是，坦荡直言，既为国事，亦为先生。

(怎么判都是全局皆输──评宝马车压人案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