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里，有一艘船因瘟疫而不能靠岸，正如我们海外华人的目前处境。因为故乡流行的萨斯病传播到了欧美，我们在异乡他国更感隔膜。瘟疫给我们带来巨大恐惧和震惊，也带来新的省思和希翼。

   在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希望”

   中国向世界传播瘟疫似乎不是第一次了。据说欧洲十四世纪爆发的严重鼠疫，就是从中国途径中亚、中东，到达东欧的。当时鼠疫得以传播的客观社会条件，是发达的海上商路和东西贸易车队。

   今天中国的萨斯如此迅速地流行到西方，也与现代世界各国航空交往频繁分不开，但如果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没有与之配合，这种瘟疫也许早就在国门之内得到了控制。正如世界各国媒体都指出的这一点：正是中国政府恶意压制新闻，刻意隐瞒真相，才导致整个国际社会受害非浅。

   这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疾病、灾难、祸害像黑烟一般冒出来，通过天空和海洋，日夜夜在人类中蔓延、肆虐，而“希望”却被留在了盒中。现在是放出“希望”的时候了，这个“希望”就是新闻自由，只有最真实、透明而快速的信息，才能使人类不被瘟疫毁灭。

   我的一位年迈的香港朋友说，面对萨斯肆虐他每日流泪，盼望专制政府能够改变漠视人的生命的做法。不仅是他，被中国政府的谎言威胁安全的全球各国，都急切希望中国能够成功地进行政治改革。

   黑死病曾使欧洲人文精神觉醒

   古代中国的瘟疫横行时，人们习惯摇着铃鼓吓退瘟神，这种仪式，和欧洲中古世纪的麻风病人摇铃警告行人有相似之处。但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一次又一次从铃声中惊醒的欧洲人，把瘟疫变成改造社会的深刻动力。

   当中世纪的黑死病使三分之一的西欧人死亡之后，其社会文明发生了巨大而全面的变迁：宗教产生了解释苦难的新教义，农奴得以解放成为自由劳动者，卫生革命一次又一次展开，－－－。就连著名的文艺复兴，也是由黑死病蔓延的契机而产生。

   在黑死病猖獗之前的中世纪,人的生命是不被重视的。在教会的严格压制下，人不过是上帝的无足轻重的奴隶。由于黑死病造成普遍的死亡，一种新的人文精神也随之觉醒。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死亡是作为把人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出现的。”

   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第一部代表作《十日谈》，其作者卜伽丘就是在中世纪黑死病的高峰期完成此书的。作品一开头即描述1348年发生在意大利的可怕瘟疫，它要求人们重视现世的幸福和个体生命的存活。可以说，人类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就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人性结构中的理性、非理性，人类追求的自由权、平等权，从“人文主义”到“人道”、到“人权”。一切关于人、人类的探索，莫不始于此。

   一场造成巨大死亡的黑死病,却迎来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文艺复兴时代。如果中世纪的瘟疫能够给欧洲带来那么多的改变，今天这场源自中国走向全球的萨斯，除了恐惧和死亡，还能给我们中国人带来其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么？

   医生首先举起人道主义旗帜

   当中世纪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时，欧洲的医生们找不到救治办法，他们纷纷逃离瘟疫，只有献身上帝的基督教教士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病人在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而后，文艺复兴带来科学的发展，医学伦理学随之在欧洲产生，这种职业伦理学被视为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院这种新兴机构继承了基督教的人道博爱精神。

   加缪的小说《鼠疫》是一首人与瘟神搏斗的动人哀歌，也是献给人道主义医生的一曲颂歌。故事发生在一个北非的小城，那里发生了一场历时一年的鼠疫之灾，人们在与世隔绝的恐怖气氛下，经历了恐惧、焦虑、痛苦以及生离死别的折磨。《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在绝望之中，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力量，奋力与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抗争。最后，鼠疫消灭，小城重获安宁。

   正如罗曼罗兰称法西斯为“褐色瘟疫”一样，加缪这部写于二战期间的《鼠疫》，也是把法西斯暗喻为“鼠疫”，他呼吁人们人不要坐以待毙，而应当积极投身到自由斗争中去。小说中的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的朋友塔鲁发起成立志愿防疫组织，老医生卡斯特尔的妻子本来已经外出，在封城以后又回到城里，与亲人共患难，－－－。这一切使人们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加缪笔下描写的情景在亚洲的现实中出现。当萨斯疫情发生时，竟然也是中国和香港的医生，首先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例如，香港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抗SARS队，在医护人员不幸染病的情况下，仍然面对危险不退缩，默默工作努力对抗病毒。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却不只是和病毒战斗，他对抗的是一种更为可怕的“政治病毒”－－－中国政府散布的巨大谎言。目前，蒋彦永大夫已经成为中国人崇敬和感激的民族英雄，他的“关于SARS的证词”已经广泛流传。在证词里，他呼吁新闻界说：“你们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

   应该响应蒋大夫的呼吁的，不仅仅是新闻界，而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民。这是一场决定生死的抗争，现实已经证明：没有新闻自由就等于死亡。如果一场如此可怕的灾难还不能震动我们中国人的神经，不能唤醒我们被剥夺言论自由的痛楚，不能鼓励中国人一起在绝望中抗争，那么，我们就没有葬身之地了。

   ——原载《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