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价值”在上世纪后期，几乎成为一个令人自豪的神话。这个有关亚洲的神话，为亚洲统治者肆意侵犯人权，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多年来，台湾人民争取人权的历史，以及今日台湾实现民主化的现实，使这一臭名昭著甚至子虚乌有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并逐步终结了这个神话。
   
    亚洲价值与“中国特色的人权观”
   
   

   早在二战前，就有日本右翼著名理论家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大纲》，宣扬过类似“亚洲价值观”的思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亚洲国家领袖如李光耀、马哈蒂尔等人大力倡导亚洲价值观。他们认为，亚洲各国人民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即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因此不以个人的价值取向而是以集体的价值取向来思考问题；亚洲人更关心责任，因为过於强调权利会导致自私自利；政治多元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从而与稳定而和谐的亚洲价值观不符合。
   
   在这样的描述下，这个具有儒家文化涵义的“亚洲价值”，代表了正义、责任意识、礼教、热心公益和群体取向，不但可以与邪恶的西方价值抗衡，而且在精神上优胜于西方价值。这一价值观的提倡者强调亚洲的特殊性，并以此为依据，反对重视个人人权的西方价值，反对公民的民主诉求。　　
   
   这一价值观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欣赏，因为这一观点与中国政府宣扬的“中国特色的人权观”相似。1993年的曼谷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49个亚洲国家签署了《曼谷人权宣言》。这一宣言过分强调民族发展的权利，宣扬只有一个强大稳固的政府能确保政治稳定，赢得经济发展。为了达此目的，当权者必须“号令天下”。他们强调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鼓励人民服从当权者，从而放弃社会批判意识，由於这个曼谷宣言突出亚洲伦理的特色，反对西方人权价值观，拒绝民主，主张倚靠传统少数精英威权操控权力，因此受到来自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批评，被认为是阻碍人权运动的反潮流。人们揭露说，把普遍人权尤其是公民政治权利视为大敌，加以排斥，是因为统治者需要维持他们的特权。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说，人权的概念由於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的不同而不同。他们的这种立场，目的并不是在区分不同文化的价值，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为了维护其政治上的私利。在“亚洲价值”的口号下，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生存权，有必要搁置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因此，中国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人士受到广泛的镇压，亚洲价值观因此成为统治者侵犯人权的一个借口。
   
    台湾经验证明亚洲人并非特殊
   
   
   无庸讳言，当年的台湾也曾有过类似亚洲价值观的口号，例如：“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几乎与今日中共的说法如出一辙，都是以“国情”为由，拒绝让公民享受基本人权。在那个时代，台湾人也和今天的大陆人一样，其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都缺乏保障。
   
   一部台湾的现代史，可视为一部争取普遍人权、消解“亚洲价值”的历史。早在五十年代台湾，在自由派如胡适、张佛泉、雷震、殷海光等人办的《自由中国》、《民主评论》等杂志上，人权问题就是一个公开讨论的题目。到了七十年代，就在中国大陆政治高压肃杀时期，台湾人讨论人权问题更为热烈，人权团体开始问世，人权方面的文学作品也大量出现，从事人权活动的人们团结在《美丽岛》杂志周围。虽然这些运动受到当局的压制，但台湾人民仍然不屈不挠地为自己的权利抗争。
   
   由於台湾人民的长期努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中，台湾较为顺利地告别了“特殊国情论”，和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一起，开始拥抱民主人权等“全球价值”。而后，台湾又完成了政党轮替、和平的政权转移，成功地建立了民主制度。
   
   台湾的这一现实，解构了“亚洲价值观”，它证明了：人权是不分种族颜色的。亚洲人其实也像世界他国的所有人一样，希望也能够享受基本人权，文化的差异并不能阻挡普世人权价值的实现；由西方首创的人权准则同样适用于非西方国家，因为它并不仅仅来自特殊的西方文化背景，而是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础上，并为全世界人民所认同。至此，所谓亚洲价值那一套为专制者服务的论调彻底破产。
   
    近年来的人权努力成绩斐然
   
   
   早在1967年，台湾就签署了两个重要的人权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一个民选的政府，正在积极从事人权的基本建设。陈水扁总统在就职时，就发表了“人权立国”的理想，并提出几项人权政策，以重新和国际人权发展接轨为主要目标。
   
   在人权基础建设方面，总统府成立了“人权谘询小组”，行政院设立了“人权保障推动小组”，并在研拟《人权基本法》，以便将重要国际人权标准国内法化。政府还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发表了中华民国第一部《人权政策白皮书》。在具体实践方面，台湾正在健全宪政体制与民主制度；加速司法改革，逐步废止死刑；继续落实经济社会人权，尤其是检讨劳工相关法令，提升劳动人权；落实两性平权，消除基於性别或性倾向的歧视；促进原住民族自治，确保原住民族集体人权。
   
   人权事业需要独立的民间人权组织对政府进行监督，除了官方对人权问题高度重视之外，台湾民间的人权组织也在自由的环境下，积极地开展工作。他们调查有关违反人权的指控，通过媒体报导和曝光，监督政府的行为，制止侵犯人权的活动，并从事人权教育和宣传。台湾还欢迎国际人权组织的代表访问，让他们自由会见台湾公民。一些著名的国际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组织，被允许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对台湾人权进行观察、监督和推动。
   
   作为一个新生的民主制度，台湾近年来的人权努力确实是成绩斐然。
   
    台湾的人权回馈已经开始
   
   
   在获得自由之后，台湾之所以抛弃亚洲价值，选择这样一条“人权立国”之路，与当今台湾领导人曾在威权时代遭受过政治迫害有一定关系。今天执政的民进党，在他们当年遭受压迫的时候，都曾经获得过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例如国际特赦组织就曾为政治犯的问题派人去台湾考察，使蒋家政权不得不顾忌国际舆论，所以才没有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把反对党斩尽杀绝。
   
   因此，今天执政的民进党政府认识到，台湾有回馈世界的义务。台湾应该关注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应该从一个人权“输入国”，变成一个人权“输出国”。当海峡对岸的中共当权者仍然走台湾专制时期的老路，继续关押政治犯，流放异议人士，打压民间组织，侵犯新闻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台湾并未完全沉默。
   
   例如，一些台湾政治人物仍然纪念“六四”，旗帜鲜明地向大陆政府提出“平反六四，民主化”等政治要求。一些人权团体和著名人物为中国的政治犯杨建利等人呼吁，并声援中国受迫害法轮功学员，最近还有台湾卅七大学师生连署“援救受迫害大陆学子”。
   
   正如台湾人权协会负责人认识到的：“人权的课题，可以在两岸民众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这个协会提醒台湾领导人，在推动人权时不应该漠视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一些胸怀宽广的台湾人认识到：促进中国的人权情况不但不会破坏两岸的稳定，相反，只会增加两岸人民的友谊。
   
   总之，台湾在人权方面的努力，不仅解构了荒谬的“亚洲价值观”，而且给普世人权的普世化奠定了基础。我们期待台湾更多地参与国际人权活动，更多地关注海峡对岸的人权状况，使经过民主洗礼的台湾，成为维护亚洲人权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