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过去了。有朋友问：几年的囹圄生活，有没有给你留下一点特别的感受？我的记忆从遗忘的黑洞里逐渐苏醒。在心灵经历比死亡更惨痛的挣扎时，我曾聆听到一种非同一般的旋律，如一只温馨的手，抚平了我心灵的痉挛。……。架打完了，看守所女牢出奇地静。

   我的被几双凶狠的拳头死砸了一顿的脑袋，在红红绿绿轰轰隆隆了好一阵之后，终于变成了一潭死寂空洞的井。

   我就在这混沌的井底安憩。偶然，意识也会从井底冒上来，那是在听到“叮当”作响的镣铐声、谩骂声和娟娟的哭泣声之时。

   三个逞凶的女犯在被看守抓出去训斥罚跪之后，被戴上脚镣手铐回监。她们骂骂咧咧一阵再没有力气出声了——毕竟也是女人。

   娟娟的手不停地揉搓我的头皮。那是一双农村姑娘粗糙温暖的手。不断的揉搓使我麻木的头皮开始出现眩晕，似有一圈一圈的波纹从井底漾出来。

   娟娟的抽泣声仿佛从遥远的天边传来。我有点奇怪，只好使劲去想：娟娟为什么要哭？我为什么躺著一动也不动？

   好久我才明白过来：今天我挨了一顿毒打。

   起因是那个叫香玲的女犯。那个因放黄色录像带而被判刑的细皮嫩肉的俏女人，家里有钱能打通狱中关节送进吃的来。男看守也对她另眼相待，令几个被控犯了抢劫杀人罪的女犯恨得牙痒痒地。今天那几个女囚在一旁嘀咕了好半天，商量怎样动手收拾她。

   先是把香玲收藏的橘子、饼干等食物全部翻出来，三个女囚大吃大嚼之余又散发给牢中其他人吃。我当时正缩在囚室的一角里，靠著灰白斑驳的墙壁看书。食物发到我面前时，我头也不抬地说：“抢来的东西我不吃。”

   她们看我不识相，也就没有再理睬我。吃饱之后，三个人开始摩拳擦掌。其他女囚见势不妙，纷纷自动躲闪到一旁，搁下那细皮嫩肉的在牢房中央的通铺板上。“呼啦”一声，三个人一起冲上去拳脚交加，揍得那个娇俏女人翻来滚去，喊爹叫妈。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扔开书，高声喊叫：“报告干部——，打人啦——！”

   在值班干警拿著钥匙从值班房那温暖的火炉旁不情不愿地踱到这看守所西头的女牢之前，我的脑袋已经经过试验，证实了它是一颗捶不扁响当当的“肉豌豆”。

   此刻只有娟娟的手在温柔地抚摸这颗“肉豌豆”。娟娟，一个因被人诱骗强奸愤而伤人的十七岁的农村姑娘，今天一直在为我担惊受怕。那几个受了处罚不服气的女犯扬言迟早要“划了”我这个反革命的脸。号子里虽然常被搜查，但女囚们总是有办法保留下几块用来梳头的破镜片。必要时，这破镜片也可以用做凶器。因此，晚上睡觉时，娟娟还一直用手护著我的脸。

   “我怎么掉到这关野兽的笼子里来了？”我几乎是绝望地想。

   校园、课堂、儿子的小脸、温暖的家……。一圈又一圈的波纹荡漾出一个又一个的影像，然后又重叠、模糊、消隐。

   “匡当”，象是铁门开了，我脑子里的波纹碎了。象是送进来一个什么人，铁门响了一声又关上了。听见新进来的女人在咿咿呀呀地唱著什么曲子，我竭力抬起眼皮，瞥了那女人一眼。

   头发蓬乱，面色蜡黄，身材瘦骨伶仃，青杉破衣上污迹斑斑。眼珠死鱼般地呆滞，只有干燥的嘴皮不停地翻动，发出一连串有节奏的音响：

   “咿咿……呀呀……呃……哟……”

   很明显，这是患有精神病的女犯。因为判决需要医院的鉴定证明，她被临时羁押在我们这个城市看守所。

   女囚们就象逃避瘟疫一样离开那女人远远的。有人捂著鼻子喊“臭死人了”。有人说清清楚楚看见那疯子身上爬行的虱子。

   北风从毫无遮挡的大铁窗上呼呼地扫荡过来，在牢中旋转。昏黄的狱灯下，疯女人无休无止的吟唱声、不时“叮当”作响的镣铐碰撞声、病囚的呻吟声、……给这阴暗的囚牢之夜带来无边的凄凉。

   这无边的凄凉塞满了我的胸口。疯女人的吟唱却越发抑扬顿挫。那吟唱中似乎有一个常人无法理喻的神秘世界。那里有属于另一世界的无穷韵味和超然美感。我隐隐感到这种歌声似曾相识。

   头顶上“咯咯”的皮靴声近了，持枪的狱警走了过来。

   “谁在闹？”

   “报告干部，”一个女囚娇声嗲气地回答，“今天进来一个疯子，吵得我们大家都睡不好觉。”

   “揍她！”话音未落，那狱警转身走了。

   几个爱打人的女囚今天不能动弹了。其他的人都缩在被窝里不想起身。

   我吃力地爬起来，扯出铺上的一床棉被，叫娟娟送给那女人去盖。娟娟过去哄了好一阵，才把那疯女人哄著睡下了。

   谣曲声消失了。夜也很深了。天寒地冻地，我和娟娟挤著合盖一床棉被。我蜷缩起身子，重又向那深不可测的幽暗井底沉下去。没有哭泣和哀号，只有永不复返的渴望。

   哪儿又传来咿咿呀呀的歌声？眼前怎么是一片青绿？从那青绿的山野田间，蜿蜒小路上走来一个老妇——一手拿著打狗棍，一手抓著一手帕桃子小黄瓜。是她哼唱著向我走来。

   那只拿著瓜果的手伸到我面前，伴著一脸的傻笑：“妹妹你吃桃。”

   “伯母！”我惊奇地呼唤她。这是去世多年的伯母，真的，是我那乡下的疯伯母。她来看望她心疼的侄女儿来了。

   我还是那个打著赤脚插秧挑塘泥的小姑娘。父母当“牛鬼蛇神”的日子里，家门口被造反派贴上白纸黑字的大封条。不满十六岁的我无处可去，只得提前“上山下乡”，回老家投奔伯父母当了农民。

   正是乡下青黄不接的时节，伯父家早就没有什么主粮吃了。用我带回家的粮票，三个人合著吃，一天只能吃一顿干饭。我和老伯父起早抹黑在生产队出工，常常饿得头昏眼花。

   一头白发的伯母，早在年轻时就因为膝下无子急得发了疯。从此她拿著一根打狗棍，整天从东家院子走到西家院子，到处转悠，见人就呵呵傻笑，转过身又咿咿呀呀地唱。

   叫院子里人惊讶的是，疯伯母虽说神经不正常，却知道心疼我这侄女儿。我每天累完队里的活儿回家，桌上总是摆好了碗筷。无论是稀粥还是杂粮，伯母总是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盛好送到我的手中。

   农忙时偶有歇间，我坐在田埂上喘口气。伯母常常乘人不备，偷偷走到我面前，塞给我两个桃或一根小黄瓜，叫我不吭声赶快吃掉。然后她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

   每次吃瓜果前后，我总能听到对面山上生产队守园人的高声叫骂。疯伯母对此充耳不闻，仍然是乐悠悠地唱。谁能拿她怎么样呢？据说她曾跳进水塘淹不死，棍棒齐下打不死。疯子似乎有一种特异功能。

   而今，去世多年的伯母来看望狱中的我了。当年她那么疼爱的侄女儿如今成了囚徒，她在九泉之下也挂念著。她怕我饿，又来送吃的来了。

   我陶醉在瓜果散发出的清新泥土气息里，陶醉在被人疼、被人爱的感觉里。长安街上的坦克鲜血，追悼会上的痛哭流涕，囚牢狱室的污秽臭气，刑事女囚的凶恶狰狞，……一切都离我远远的。我的耳畔只回荡著伯母温和的谣曲：

   “咿咿……呀呀……呃哟……”

   这个国家已经神经错乱，发疯、发狂了。残酷的镇压过后，人们因恐惧而屈服于蛮横的独裁者。象鹦鹉学舌似地，到处嘶叫著“坚决拥护党中央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口号。看守每天从铁门上的小孔里扔进来一张报纸，上面弥漫著令人窒息的毒气。

   一切都是对我们这些相信道德、正义的“书斋里的自由斗士”的嘲弄。除了成为祭品，我们别无他途。

   来自疯女人的另一世界的悠扬的吟哦，比较起世界的大疯狂、大残忍，它倒显出了难得的温和的人性。

   通宵做著连绵的梦。疯伯母的脸上闪烁著仁慈的光辉。她对我傻笑，似乎在为我祝福。那一夜，我不再象古代那位投江自尽的屈原，苦苦地叩问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那么多的“为什么”。那一夜，我只是带著头部的伤痛，伴著泪水，平静地聆听伯母那悠扬的谣曲。

   （写于1994年6月4日，“六．四”五周年，发表于“六．四”十四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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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2003 2:16:53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