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战事基本结束。在海内外中国人世界里，战前和战时那种剑拔弩张、热闹非凡的大争论，渐渐地烟消云散。即使没有萨斯疫情，持反战和拥战对立立场的辩论双方，由于不具有共同的价值观，相互之间没有对话的基础，因此也未曾出现深入的反思和交流。

   欧洲则不然。对美伊战争持不同态度的人们在激烈冲突之后，开始冷静下来。这场战争就像一个幽灵，在长于思考的欧洲知识分子心中久久徘徊，不少人试图从这个事件中认识世界，也重新认识自己。例如，在朝野都反战的瑞典，就有知识分子撰文痛苦地自问：当初我们的反战是否只是一厢情愿？为什么美国发动的这场明明是“政治不正确”的战争，竟然获得伊拉克人的热烈欢呼？为什么在西欧反战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东欧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却表态赞成？

   在西欧反战运动的领衔者中，有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著名作家格拉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意大利政治学者内格里，葡萄牙小说家、诺贝尔奖得主萨拉马戈，以及英国剧作家海尔。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美国是比萨达姆更大的危险，并呼吁全世界一致抵制。

   相比之下，东欧国家中那些带头支持美国的人也毫不逊色，他们中有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匈牙利的康拉德，以及保加利亚等国著名的知识界人士，这些人大都是以前的异议分子，或为反抗专制入过狱，或受过残酷的政治迫害。

   围绕美伊战争的争执，是欧洲在共产党政权消失之后，所产生的最深的裂痕。但是，由于“人权高于主权”是欧洲优秀知识分子的共识，由于他们都认同民主、和平等基本价值，因此，反战、拥战两个方面的知识精英力图沟通，努力探讨他们之间的分歧，求同存异，一起规划欧洲和世界的未来。

    从铁幕两边走来的杰出代表

    在欧洲人战后的深沉反思中，这两位知识分子的对话，可能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一位是柯恩·邦迪（Daniel Cohn Bendit），欧盟的德国绿党议员。父母为德国犹太人，二战时为逃避纳粹迫害曾一度流亡法国。邦迪出生在法国。因为眷恋法兰西文化，邦迪在回德国读了中学后回到法国读大学。1968年，他成为巴黎“五月风暴”最著名的领导人，因此被法国政府拘捕，下令驱逐回德国。当时最为激动人心的场面是，众多的法国大学生在其领袖邦迪被政府驱逐后，愤怒高喊：“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

   当年的造反的野小子，金红头发、蓝眼睛的无政府主义者，如今已经大腹便便，成为欧洲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几十年来，邦迪在参与各种左派团体的活动后，担任欧盟的德国绿党议员，并曾任法兰克福副市长。他被认为具有超众的智慧和口才，惊人的政治嗅觉和魅力，属于那些最积极地推动欧洲统一的代言人之一。

   当西欧的邦迪在铁幕这边反抗资本主义体制被驱逐之时，铁幕另一边的东欧，大批知识分子因为反抗共产党制度被关进监狱。波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在东欧，米奇尼克被视为杰弗逊(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人）式的人物，他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既是思想家，又是行动家。他曾担任波兰工人自卫委员会(KOR)的创建人，团结工会的顾问。他的大量理论著作，对东欧反对运动的道路选择具有重大意义，在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杰出贡献。

   1968年，米奇尼克由于领导波兰民主派反对运动第一次被捕入狱，1981年到1984年再次入狱。1989年波兰民主化之后，他曾当选为国会议员，现担任波兰最大日报《Gazeta Wyborcza》的主编。三十多年来，米奇尼克一直是波兰政治舞台上的灵魂人物。

   诡谲的是，这样两位当年的热血青年，今天欧洲政界的前卫人物，出于同样的人道价值观，却在美伊战争中持截然相反的立场：米奇尼克支持美国的军事干预，邦迪却反对这场战争，并谴责美国的政策。他们之间的辩论，是相当精彩并富有启示意义的。

   为什么东欧人不以西欧方式看战争？

    这是一个令笔者震动的问题：为什么被共产党制度蹂躏过的东欧知识分子，和长期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西欧人，在思考伊拉克问题时产生这么大的鸿沟？

   作为西欧左派的代表，邦迪不停地谴责美国的霸权，谴责美国文化如何侵占欧洲市场，使得欧洲小国的电影不能获得同等机会。对此，米奇尼克提出一个设想：

   “我们可以设想，现在是1937年，你为这里的色情泛滥而苦恼，我却说这里有希特勒、斯大林。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美国的霸权，而是产生了新法西斯，产生了使用自杀炸弹的新极权主义。”

   “世界已经看到萨达姆使用酷刑的证据。”“我对于情势的分析，最为关注的是伊拉克的政治犯，是成为萨达姆极权政府牺牲品的伊拉克人。”“对于成千上万的囚徒，美国的军事干预意味着自由，－－－。对于我，这是最重要的。”

   这些话道出了东欧前异议者和西欧左派的根本分歧所在。这种分歧，源自东、西欧近半个世纪历史的分裂。从共产党极权制度下解放出来不久的东欧人，仍然记得当年被奴役的经历。带着切肤之痛，他们能想象伊拉克人民生活在萨达姆暴政下的悲惨，比西欧人更能理解伊拉克人长期的恐惧、屈辱和无望。东欧人因此不在乎美国是否霸权，甚至不介意萨达姆是否真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而是为伊拉克人被剥夺了自由的处境而愤怒。

   而长期在民主制度下享受自由的西欧人，很难设身处地体会伊拉克人的苦难，他们更多地考虑“政治正确”和战争的“程序正义”，担心小布什的霸权扩大。他们因此老是谈论布什，而不是去考察伊拉克人的处境。东欧人刻骨铭心的共产专制制度，对西欧人来说，不过是研讨会或者示威游行的题目而已。不少善良天真的西欧和平人士几乎完全无视现实，媒体上更是充斥反战的言论，令那些主张“政治不正确”的少数主战派呆在角落里，没法发出声音。直到看到伊拉克人在萨达姆雕像倒塌之时激动欢呼，大多数西欧人才明白：有时候，自由比和平更可贵。

   正如米奇尼克沉痛指出的：“我们在沟的另一边，出于完全不一样的认知。”“你我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方式思考问题，我们的价值系统相似。但在我们之间，有一个清楚的区别，你是百分之百的欧洲人，我只是百分之十，我仍然有一只脚留在共产党制度里。”“我们波兰人有一个固定的看法，有些东西长期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记得希特勒和历史，1936年，本来可以对德国进行军事干预，但欧洲的领导人如达拉第、张伯伦等人，选择了‘和平政策’。”

   在米奇尼克的言论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的前异议人士身份；东欧人曾经被世界抛弃了几十年，现在他们支持美伊战争，是为了其他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们不再被抛弃。

   试图给美伊战争一个定义

   两位立场相反的欧洲精英，由于都具有求真的品质，他们在讨论中表达了各自不同的意见，也取得了相当的共识。

   邦迪说：“我不否认伊拉克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但是，让美国这样一个超级霸权为所欲为，对这个全球化了的世界更危险。”他谴责布什政府为石油而打仗，挖苦美国是“民主的布尔什维克。”。同时，邦迪也批评法德等反战阵营的重大弱点：首先是反战派没有提出比战争更好的方式，其次是出现了挑战，反战阵营的同伴，例如俄国普京和中国，都有占领车臣和西藏的问题。

   尽管支持美国对伊作战，但米奇尼克并没有要做布什政府辩护士的意思，他说：“我不是特别赞赏布什和他的领导层的方式。他们妄自尊大，有强烈的统治欲。”但是，“今天世界最大的危险不是美国的霸权，而是恐怖的原教旨主义。布什政府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不是我所喜欢的，我对他们的保守主义的、傲慢的言辞不抱好感。但是，他们在这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属于正确的一方。”

   米奇尼克说，他不想看到萨达姆政权发展到像北韩金正日一样强大，到那个地步，军事干预就不可能了。现在除了美国，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够保证我们这个世界的安全。因此，米奇尼克总结这场战争：“我愿意这样定义美伊战争：一个坏的国家领导层，带着坏的、可议的计划，执行了一个非常好的军事干预行动。”

   “为什么我支持这场战争呢？－－－不，应该说是一场军事干预。这是因为我知道，不存在战胜萨达姆的其他办法。在12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嘲弄世界舆论。”米奇尼克并指出，俄国对车臣的战争和中国对西藏的压迫，也是不可接受的。但没有迹象表明，普京和中国想要染指其他国家。因此，萨达姆等恐怖主义更危险。

   他比喻说：“如果我知道有一个强盗住在我的城市里，我很可能会遭到不幸。如果他明天就要杀死我，这时我想要首先杀死他，因为他是我面临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萨达姆是我的邻居，他明天就可能杀死我。－－－”

   邦迪不能不赞同米奇尼克，说：“你是对的，打击恐怖的原教旨主义是必要的，他们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这个反恐怖，应该由国际社会来主导，应该考虑方式。”

   米奇尼克进一步分析美国的干预政策说：“我认为，美国占领专制国家的结局是好的，但美国占领非专制国家的结局不好。例如在拉丁美洲，美国人总是违背人民的意愿去干预。一九五九年，美国干预危地马拉，而不是去等待他们干预的布达佩斯。一九六八年，他们干预智利，而不是去盼望他们的布拉格。”

   尽管东欧人对不曾干预他们国家的美国人失望，但今天他们总算高兴地看到：美国的干预导致萨达姆暴君的垮台。

   需要一个共同的聪明的策略

   邦迪不愧是胸怀宽阔的政治家，面对米奇尼克强有力的论证，他愿意承认自己的反战是失败的，他说：“现在我们不要再讨论过去了，你赢了，我输了。美伊战争并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成为悲剧，但也没有另外一些人说的那样美好。”

   西欧反战者开始学会从伊拉克受难者的角度看问题，他们更是把眼光投向全世界，投向其他仍然在极权制度下挣扎的人们。邦迪说：“在我眼中，这个地区的伊朗是一个问题，那里的人民像你们波兰人一样抗争，那里的作家、学生被关在监狱里，他们示威游行。为帮助伊朗人从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下解放出来，人们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

   米奇尼克认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欧洲必须制订一个聪明的策略，去与美国合作，以保障伊拉克的和平、稳定和民主。对于伊朗，可以考虑这样一个策略：去支持伊朗的民主力量。美国人和欧洲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没有这样的策略。当然，在伊拉克，政府是高度集权和恐怖的，没有民主反对派活动的余地，所以才导致战争。

   为什么欧美需要一个共同的策略？米奇尼克说，他在监狱里曾写过几千页文章，论述为什么欧洲人必须支持波兰的反对派，因为这个代价远远低于战争。现在专制者在伊朗、利比亚、古巴的所作所为，是损害我们的利益的。我们不应该仅仅阐述欧洲价值，也应该强调欧洲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