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人杰地灵的地方。三月底笔者到宝岛一游，与各政党以及学界有所接触，很高兴地看到，台湾朝野都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不少学者在大陆研究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遗憾的是，由于两岸的隔膜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对一个巨大而畸形的专制政体，台湾学者大都缺乏亲身体验和第一手资料，因此一厢情愿地看好中国的民主化，存在着一些盲点和误区。

   对中共法制前景的一厢情愿

   不止一次地听台湾学者以乐观的态度谈到大陆法制。他们认为，由于近年来中共修订了一系列法律，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健全，正在“依法治国”，这样下去，法制主义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基础，从而推出中国的民主化。他们似乎把法制看成中国政治改革的唯一途径。这种观点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这些勤奋的学者根据中国目前大量的法律、政策文件研究出来的。

   台湾学者对中共法制进步的殷殷期待，使我这个从社会底层和牢房里逃出来的大陆人，不知该怎样解释才好。记得我在一次讨论会上谈到，尽管中共制订了越来越多的法律，但那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只要一党专制的本质不改变，所有的法律条文都可以在瞬间成为废纸。

   我说这些话是有相当根据的。在湖南监狱的几年，我接触了上千囚徒和大量案例。一边自修法律课程，一边研究各种罪案。我发现，绝大多数案子都“不是打官司，而是打关系。”许多律师不必依照法律条文为当事人努力辩护，他们更需要卖力的，是偷偷把当事人及家属准备的红包、礼品顺利送往公检法部门。一个个扎实的红包，几乎可以使所有的法律条文形同虚设。

   不光是腐败彻底蛀蚀了法制，只能听命于“三个代表”的司法机构，也完全没有必要的独立性。西藏活佛阿安扎西和“不锈钢老鼠”刘荻这两个案子，就是政治介入司法的如山铁证，无论海内外多么大的呼声，这两位无辜的公民就是享受不到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从这个角度看，在形式上已经“健全”了的中国法制，在实践中不但没有保护人民，而且走向反面。

   因此，没有民主保障的法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欺骗性。一位中国学者说，法制没有民主，就是秦始皇的法制。事实上，秦始皇的法律虽然严酷，还算是有法必依、有令必行，不像中共的法律，共产党自己就不遵守。真正的“法治”，是社会大众与政府都置身于法律的框架下，都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不是执政党以法律为工具来压制社会大众，自己却凌驾于法律之上。

   是的，中国的法制确实是在渐进改革，但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种改革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现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奥维尔笔下的《1984》，但仍然是专制。如今的改革既可能使中国逐步走向法治社会，也可能变成更精致的专制。应该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一心指望这样“法治”带来政治改革，就很有点乌托邦的味道。

   台湾大陆两种不同的私有化

   记得去台湾那天，飞机晚点，我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候机，和一位健谈的台湾商人聊天打发时间。说起在中国大陆经商的情况，这位台商很看好在中国的赚钱机会，至于中国的民主建设，他似乎不认为有什么重要。我提起中国的“六四惨案”，他说：“我们台湾人等待政府为二二八事件认错，等了几十年，你们大陆人也慢慢等吧。”

   这是一次令我震惊的机场经历：已经争取到民主权利的台湾人，不认为大陆人也有这种需要。到台湾后发现，台湾的一些学者也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并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产阶级壮大后，民主化是必然的趋势，中国会出现一个开放的政治体制。

   这是台湾学界大陆研究中的另一个乌托邦。他们以台湾自身的经验，来作为判断大陆未来走势的准绳。经济发展的台湾，是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顺利走向民主的典型，它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的民间社会，因此，走向民主化自然水到渠成。

   然而，共产党的特点是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只要专制统治存在，它就不会允许中产阶级成为一个独立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就会竭力扼杀民间社会的存在。因此，尽管经济发展了，但中国的私有化是垄断式的“以权抢钱”，是少数人缺乏道义正当性的暴富，与台湾民间社会自由竞争的财富积累，是完全不同的。而且，由于中国的富裕阶层大都和执政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表现，不但不像追求民主法治、具有社会关怀的中产阶级，反倒更像共产党霸权的维护者。

   正如胡平在讨论会上指出的：“经济发展有时会加强专制力量，成为政治自由的替代物。”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为一党专政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我们更忧虑地看到：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正进一步导致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驱使人民铤而走险。暴民的产生导致更多的暴力镇压，中国离现代文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

   为何台湾学者如此高估大陆？

   离开台湾时，我们访问团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感想，大家一致认为：台湾学界高估了大陆民主转型与和平演变的前景，忽视了在经济繁荣、军事强大后，大陆政权仍然敌视自由民主价值的可能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知差异？笔者认为，这首先可能是信息来源的问题。台湾学者在大陆一般做的是短期访问，其研究大都依靠大陆官方以及同行提供的资料，或者间接接触听说来的。纸上得来终觉浅，如果不能超越自身经验的局限，去真切体验中国民间下层人民被时代抛弃的痛苦，是很难获得真知的。

   在台北我遇到一位可敬的教授，他正在研究中国大陆的政协制度，意欲探讨中国的政协发展成为西方议会那样的机构的可能性。我很吃惊，猜想他的研究大都来自中共官方的材料，因此建议他去了解一下中国政协委员的人事来源，看有多大比例的委员来自卸任的政府官员。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大都知道，政协和人大这一类花瓶机构，早就是中共政客的“政治养老院”和“官员俱乐部”。政协委员根本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毫无公平竞争可言，也完全不代表中国各阶层的利益，他们的任务只是为执政党出谋划策而已。

   其次，台湾学者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虑。比如说，为了让中共允许他们进入大陆做学术交流，他们不便过多地指责中国的制度。此外，统独立场也干扰了台湾学界的大陆研究，一旦怀有统独情结，其研究就很难做到理性客观。再次，由于中国大陆反对派不成气候，使台湾人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自身的改革上。

   尽管看不到中共的法制和经济发展有必然导向民主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已经获得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可以对中国发展的前景不闻不问。正如一些清醒的台湾学者所认识到的：中国民主化是台湾最大的利益。正因为中国不民主，没有新闻自由，连累台湾人也生活在萨斯病毒入侵的阴影下。因此，台湾人有必要更真实、更深入地认识大陆，并尽力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关注大陆的人权状况。

   （原载《开放》杂志六月号）(6/10/2003 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