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朱学勤先生的《“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一文，对文中提到的“天问”很有兴趣。

    所谓天问，是一个曾经在李慎之先生晚年折磨过他的问题：

    “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大意）

    据说，慎之先生不仅仅拿这个问题问过朱学勤，还问过其它人。朱学勤先生的回答是：“此为‘天问’，无解，主动权不在我们这里。”

    尽管说此问无解，但从朱学勤先生的行文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和李慎之先生一样，认为中共体制是有弹性的，因此，他们才主张既“将军”又“拱卒”，殷切呼唤改革。对慎之先生生前的努力，笔者充满敬意，但他用来分析中共政体的“两分法”－－－不是刚性就是弹性，却是简单了一点。

    按照物理学的常识，物体在受力情况下，为了适应或消除外力，可作三种变形，除了刚性、弹性之外，还有一种叫塑性。如果以这些性质比喻一个亟待改革的政治制度，那么，刚性和弹性，都是不好的特质，因为二者都不能改变物体本身，只有塑性变形才是最有希望的。

    李慎之先生认为弹性是好的，因为有弹性的体制“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但在实际上，有弹性的物体更麻烦，更能顽固地维持它自身。弹性物体有时会退缩，这看起来是好事，但一旦它反弹过来，对试图改变它的力量伤害更大。我们可以想象一根弹簧，它的收缩保证它自身的丝毫无损。

    不错，现在已经变得很功利、很实用主义的中共当局，确实具有相当的“弹性”。例如，他们有时会在国际社会压力下，释放一两个著名异议人士换取利益，但一旦国际压力减弱，他们就强烈反弹过来，继续肆无忌惮地大肆抓人捕人。最近，杨子立、徐伟等一批青年在人们赞美“胡温新政”之时，被从严从重判取徒刑，这说明当局的反扑何等猖狂。

    由于弹性会迷惑人民，并在人民失去警惕时猛烈反弹回来，因此，它是最可怕的一种特质。那些相信体制有弹性就可以渐进改变的人，走的是“体制内改良”之途。这种道路不但遥远无期，而且随时有中断、反复的可能，更令人担忧的是，走这条道路就必须依附专制政体，无法保持独立人格。与狼共舞的人，不一定不被狼吃掉，例如不少以“反革命罪”入狱的人，他们就曾经是赞成体制内改革的。

    在李慎之先生看来，“刚性”是很糟糕的，是“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物理学却认为，在遇到强大压力时，刚性物体一般会以破裂或断裂的方式变形，但不见得就一定玉石俱焚，也许还能指望给它造成一点破损，发生人们期望的改变也不是没有可能，例如铁棒磨成针。因此，以为弹性就一定好，刚性就一定不好，是不太符合实际的。

    对于社会来说，具有上述两种特质的专制政体都是灾难。当人们把政体视为刚性时，要么忍受它，要么推翻它；当人们把执政者视为有弹性时，就去玩一收一缩的游戏，最终回到原处，中国皇权专制就因为这样善于收缩的弹性，毫不改变地维持了两千多年。世界上，不依靠体制外的足够压力，仅仅靠“体制内改良”由专制转为民主的政体，似乎还找不到前例。

    幸好物体还有一个叫做“塑性”的特质。当受力超过一定强度时，物体就作塑性变形，以褶曲的变形方式来减缓物体承受的压力，例如玻璃，经过高温熔化，人们可以把它吹制成任何形状。就社会学而言，西方民主政体就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它不断地根据人民的意愿改变自己。利用英国殖民政府的可塑性，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曾使亿万印度人获得自由；相信美国的政体具有很大的塑性，马丁路德金领导了和平大进军，从而改变了黑人长达三百多年的屈辱命运。

    那么，当今中国的这个专制政体，是否也具有一点可塑性呢？笔者认为肯定是有的，因为在物理学中，即使金属物体也能在高温条件下增加塑性，何况人类创造的体制？而且，和上述两种变形比较，塑性变形是永久的变形，它能使得物体发生根本的变化。

    关键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如此简单地认识：我们只能走体制内改良这唯一正确的道路，否则中国就会崩溃。一味认为体制的性质除了刚性就是弹性，这样的两分法束缚了我们的思维。历史的机遇靠我们自己去创造，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思路，寻找改变体制的可塑性。当民间的压力发展到足够强大的地步，当施压温度增加到足够的高度，这个政体的塑性就有可能增长，从而改变中国的面貌。 030623